第三章 尚同尚賢——人才管理的智慧 得下情則治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尚同下》）
墨子說道："智者做事，必須考慮國家百姓所以治理的原因而行事，也必須考慮國家百姓所以混亂的根源而事先回避。"然而考慮國家百姓因之治理的原因是什麼呢？居上位的人施政，能得到下麵的實情則治理，不能得到下麵的實情則混亂。
墨子認為，統治者位居高處，在施政時如果能得到下邊實情，對百姓的情況了解得很清楚，能夠獎賞善人、懲罰暴人，那麼國家就必然治理。如果居上位者在施政的時候，不能得知下麵的實情，對百姓的善惡不清楚，得到善人而不知賞賜他，遇到暴人而不進行懲罰，那麼國家民眾就必定發生混亂。統治者在進行賞罰時，首先應該得到下麵的實情，考察實際的情況，這樣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
如果身處上位、管理國家的行政長官不能體察民情，那麼他認為可以獎賞的人，可能正是大家所非議的人，眾人都認為他不好，那這種獎賞就不能起到勸勉作用；而如果他認為應該得到懲罰的人，恰恰時大家所交口稱讚的賢士，那麼，這種懲罰反而會阻止人心向善。由此可見，統治者能否真實的了解下麵的情況，對於施政有著不可小覷的作用，因而墨子說“得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很早就意識到“得下情”的重要性，縱觀曆史上各個朝代的明主賢君，無不具有全麵真實體察民意的智慧。
早在兩三千年前的周朝，雖然當時的信息傳遞技術非常落後，但周天子還是采取了很多方法了體察民情，除了通過各諸侯的上書了解各地民情外，還特意微服私訪，進行采風。史書記載說，周天子每五年就要到各地視察一次，每到一處，都命采詩官陳述民間的詩歌，通過這些詩歌來了解民間對國家治理的態度。中國的詩歌經典《詩經》中的《十五國風》都是"采風"得來的。這些詩歌從各個側麵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了周代五百年的社會生活，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思想，在位統治者提供政治借鑒的同時，也給我們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資料。
在曆史上的諸多朝代中，幾乎都有幾個喜歡微服私訪的帝王，他們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通過親身體驗，得知民間疾苦，為自己指定方針策略提供了最為直接也最為真實的依據。清代的康熙皇帝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到地方上巡察社會、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清聖祖實錄》中，有關康熙皇帝巡幸的記載連篇累牘，他東巡山東，西巡陝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頻繁巡視之地，康熙皇帝的足跡幾乎遍布了當時的中國。他私訪民間的目的不是為了遊山玩水，而出於鞏固江山統治的政務目的。乾隆皇帝繼承祖父的傳統，繼續微服私訪，體察民情，嚴整吏製，於是才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康乾盛世"。
新中成立之後，毛澤東同誌也經常進行微服私訪，體察民情。因為深入民間，他能掌握當時社會的第一手資料，在製定的政策時才能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滿足下層百姓的切實需求。
古人說“得民心者得天下”，是曆代統治者總結出的寶貴經驗，然而，民心如何得呢？就是要“得下情”，在了解基層情況，傾聽大眾呼聲之後，所製定的政策才能順乎民心，自然也就得到了民眾的擁護。大凡曆史上出現的昌盛時期，無不出現在能體察民情的君王統治時期。我國曆史上著名的賢德明君唐太宗曾這樣說：“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這反應出了唐太宗的“知福、惜福”之心，由於他懂得民眾“粒粒皆辛苦”得辛勞，明白“一絲一線，恒念物力維艱”的來之不易，因此，才在生活鋪張奢華時想到節儉，在施政治國時考慮到國計民生，所以才有了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的“貞觀之治”他自己也青史留名。
而如果對下情不能夠明察，那麼官吏就步能夠為民作主、伸張正義；皇帝就會被蒙蔽雙目、不辨善惡；而那些善於投機取巧、欺上瞞下的奸佞小人就會大行其道、禍國殃民；社會風氣、政治廉明也會因此而受到汙染和褻瀆。《大金國誌》中記載的“和尚之死”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金代有個女真人在漢人居住區做官，因為語言不通，所以官府的一切事宜隻能靠翻譯。因此，當時的翻譯依仗著自己的特殊職業，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無人能管，他們把手中的權力當作發財致富的工具，所以個個富甲一方，成了當時的一大社會弊病，老百姓被害的苦不堪言。
當時女真貴族有一個名叫銀珠哥的人做燕京留守的時候，有幾十家人借了一個富和尚的錢六七萬錢不肯償還，和尚就去告狀。欠債的人家不想還錢，於是聯合起來去賄賂翻譯。翻譯說：“你們欠了人家這麼多的債，按律法是一定要還的，但如果你們肯以厚禮報答我，我給你們想辦法徹底擺平此事，永遠免掉你們的欠債。”欠債的聽了當然非常高興，個個欣然許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