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尚同尚賢——人才管理的智慧 良弓難張、賢士有瑕——評價人才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尚賢中》)
墨子說：現在王公大人統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國家，希望永久保持而不失，卻怎麼看不到崇尚賢能是為政的根本呢！從何知道崇尚賢能是為政的根本呢？答道：由高貴而聰明的人去治理愚蠢而低賤的人，那麼，國家便能治理好；由愚蠢而低賤的人去治理高貴而聰明的人，那麼，國家就會混亂。因此知道崇尚賢能是為政的根本。
墨子認為，賢才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如果帝王能得到賢士的幫助，那麼在自己施政的過程中，就能夠得心應手，實現自己的宏圖偉業。然而，墨子也認識到“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道理，即使賢士努力的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增加自己的知識技能，也難免會有不足之處、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各種失誤。也有很多賢士恃才傲物、性格上放蕩不羈，不為種種製度規則所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墨子認為應該對人才進行正確的評價。
墨子在《親士》篇中，提出這樣的人才評價觀點：“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好的弓很難張開，但可以射得高沒得深；良馬不容易乘坐，卻可以載重行遠；真正的人才不容易駕馭，但可以使幫助國君治理國家，士君王獲得美名。認為對於人才的評價，不能僅僅看到賢士的不足，更應該側重於他們的才智為國家治理所做的貢獻。要用正確而全麵的觀點來看待人才的缺失和優長。
司馬光曾經這樣說：“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他把人分為四種類型，才德兼備的人是理想的賢人，是治國的棟梁；無才也無德的人稱之為愚人，這類人很難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德勝於才的人是君子，這類人是現實中較為常見的人才，可以說是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才勝於德的人是小人，司馬光主要是針對那些不把自己才能發揮在正確地方，而是用來禍國殃民的人。
在這四類人中，有才無德和有德無才著兩種人是比較普遍的，很多統治者在才與德不可兼得時，常常各有所重，因而也得到了不同的結果。曾國藩認為：“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當才和德不能兼有時，寧可取愚者，而不可取小人。
我國是一個注重社會道德的國家，對人才思想品德方麵的要求十分嚴格，優良的品德觀、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對於國家的治理尤其重要，如果治理國家的是 “才勝於德”的小人，就可能成為汪精衛、李登輝之流，危害國家。而任用那些德勝於才的人，也許不能夠作出傑出的貢獻，但對於維持社會的穩定是必不可少的。
當代企業在人才的選擇和評價上，也應該借鑒古人的智慧和經驗。時代變了，對人才的標準和評價也在改變，企業對人才的評價不能拘泥於某些固定的規則和要求，而是應該把握時代節拍，能夠駕馭各種情勢，抓住工作的關鍵和重點，正確而客觀的對人才作出評價。
然而評價人才不是做數學題，有固定的公式可以套用、具體的模式去參考。所謂的人才在統治者看來是能為自己解決實際問題的人，就像孟嚐君依靠雞鳴狗盜之徒幫助自己夜渡函古關一樣，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擅長口技的人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才。關於人才的定義，古往今來不同階級的人給出了不同的定義，也由此出現了各種人才評價標準。
在當代社會，人的複雜性和社會的複雜性，帶來了人才評價工作的複雜性。什麼樣的人才稱得上是人才？該用什麼樣的標準去衡量、評價人才？學曆還是職稱？人才的評價受不受環境變化的影響？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在對人才作出評價時需要考慮在內的。
另外，大凡人才都有特殊性格或者偏好，甚至在擁有過人才智的同時，也具有某些和常人不同的行為方式。古今中外的曆史上，這類“問題”人才俯首既拾，他們一般具有獨思、獨智、獨創精神，在行為和思想上有偏激，這些特征被世人看作是怪異或者缺點，因為他們思想的超前性和特立獨行的處世方式不能被社會所接受，因而在被稱為“缺陷性”人才。
我們現實生活種也常常存在這些人，企業對人才的評價也主要是在他們的優點和缺陷之間進行權衡，在這個時候，就要求管理者能用客觀而現實的態度去看待。俗話說：“駿馬能曆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十指有長短，術業有專攻，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所謂的“全才”，現實中更多的還是“人才”，即在某一方麵有專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