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墨子對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係進行了闡述。
墨子認為發展生產是保證消費、提高消費水平的基礎。強調社會消費必須建立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要求消費水平必須和生產發展的狀況相適應，不能超出生產所能承受的水平。墨子還把生產和消費的關係定為“為”和“食”的關係，認為 “為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如果從事生產的人少，而吃飯消費的人多，就不可能有豐裕年景。因此，要保證消費的實現、提高消費水平，就必須努力發展生產。
墨子也常常有“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的憂國憂民的情懷，擔心生產滿足不了消費，而引起天下大亂、紛爭四起。因而他強調應積極加強社會主要消費品的生產，並且把糧食作為主要消費品，鼓勵人民發展農業。他指出“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認為糧食是人民生活的必要保障、也是國君維護統治的物質基礎，人民一旦沒有吃的，就不可役使。因而統治者要鼓勵農民努力耕作田地，增加糧食產量，這樣，民眾衣食無憂了財會安居樂業。
墨子還主張，消費水平應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而有所提高。他說：“飲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認為人因該首先滿足必需的生理需求，在生活的各方麵應該力求從儉。而等到生產發展，民眾富裕之後，生活水平也應該得到逐步的提高。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飲食才可以求美、衣著才可以求麗。
可以說，墨子對消費和生產之間的關係的闡述是十分合理的，即使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可行性，生產發展的程度決定的了消費水平的高低，因此消費應該和生產發展的水平相一致，不能超前消費。
再次，墨子的消費觀中還闡述了長遠消費的意義。
墨子主張，一個國家應加強消費品的積累，即應該有“國備”，作到有備無患。這是因為“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水旱不至哉？然而者，何也？其也。”認為即使是聖王統治時期，也不一定能夠保證不出現五穀歉收、水旱無時的災年，然而為什麼他們能夠“無凍餒之民”呢？原因就在於他們做到了“力時急而自養儉”，懂得居安思危，在富足時節儉，因而在饑餒時能夠有所養。
墨子還列舉了“禹七年水”、“湯五年旱”的天災，然而“民不凍餓者”，原因就是“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他們在豐年務耕種而自奉儉樸，有剩餘積累；因而在水旱災害麵前能夠“民不凍餓”。平時生產的財用多，而使用節儉，就能夠有充足的儲備，因而可以待凶饑。
另外，墨子還以曆史事實印證“有備無患、無備則亡”這個論點：夏桀、商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卻被隻有百裏封國的君王所打敗，就是因為他們“有富貴而不為備”，揮霍無度，以致於國無儲備，才導致了滅國亡身的悲劇。
墨子提出“備者，國之重也”，認為“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消費品的積累、各項物資的儲備，是治國的要務，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積累、儲備，一旦發生戰亂出現災荒，那麼國家將麵臨滅亡的危機。
當然，墨子並不是主張從普通百姓省去“口中食”來實現這種長遠消費，而是要國君、大夫等整個統治集團限製鼎中甘肥、盤中珍饈的奢侈靡費，以增加人民所消費的生產必需品，進而維護下層人民的長遠消費。墨子還主張把生產上層人物的奢侈品所用的人力、物力轉用於生產民生必需品，這樣就可以積累國家財富，為災荒之年做儲備，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長遠消費。
崇儉和節用是先秦時期各學派都比較認同的主張，但各家都有自己的側重點。墨子“節用”的消費主張，是在當時百姓連基本生活都滿足不了、而統治階級卻奢靡無度的情況下提出的，從當時生產力低下的社會現實考慮，墨子的“節用”思想，在當時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