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輔佐公子糾，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在爭奪王位的過程中，公子糾敗給小白，管仲被囚，而鮑叔牙在小白也就是齊桓公麵前，極力推薦管仲的治國才能，齊桓公采納了鮑叔牙的建議重用管仲，因而成就了一番霸業。
管仲也因此得以青史留名，而鮑叔牙卻默默無聞，但他們之間的友誼卻彪炳千古，成為後世的楷模。管仲在貧困時多取而無愧，就是因為他有鮑叔牙這樣一個能夠“以財分友”的朋友，也是因為相知，鮑叔牙在位居管仲之上時，兩人可以坦然相交。正是鮑叔牙有“據財能以分人”的胸襟，才幫助管仲解決了生活的困頓；有舉薦朋友之才的無私，才使得管仲有施展抱負的機會，管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鮑叔牙這個朋友。也因此，他們的友誼成為千古美談。
古人說：“同門曰朋，同誌曰友”，這是對朋友的一種注釋，認為朋友更應該在道德誌向上意趣相投。明朝的蘇浚在《雞鳴偶記》把朋友分為四種類型：道義相砥，過失相規，畏友也；緩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飴，遊戲征逐，昵友也；利則相攘，患則相傾，賊友也。認為在道義上能夠相互指正對方過失的朋友是畏友，能夠同甘共苦、生死相托的朋友是密友，而物質上的酒肉之交、共同享樂遊玩的朋友是昵友，那些有利益就爭奪、有災禍就相棄的朋友是賊友。顯而易見，真正的朋友是那些能讓自己的道德修養得到提高、在危難來臨之際能夠不離不棄的朋友。
墨家也把這類人作為朋友的有限選擇對象。墨子說：“守道不篤，遍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就是對朋友的道德素養和知識水平方麵的要求。
首先，朋友之間的交往要以德為先、以道交友。和一個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在一起，我們會以他自勉，在相處過程中自己也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進而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修養。而和那些不能堅持道義，識見淺薄，是非不分的人在一起，我們也會在不知不覺間趨同於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意識，進而是自身受到損害。因此，應該選擇那些道德品行高尚的人為友，才對自己的發展有所幫助，所謂“與善友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
其次應該選擇那些博聞廣識的人做朋友。我們知道，在先秦時期，文化知識的傳播依靠的方式就是口口相傳，那時沒有我們現在這麼發達的資訊技術，也沒有我們現在這麼多的信息傳遞渠道，人們獲取知識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老師的傳授，所獲得的相對有限。因而，交到博學多才的朋友對於一個人知識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我們可以把朋友的間接經驗轉化為自己的經驗，多一個有知識的朋友就好像多了一套知識係統。因此孔子曾把“友多聞”當作人生益友的標準。即使在信息傳高速發展的當今社會，結交一個“多聞”的朋友對我們的生活也時很有幫助的，朋友的內涵可以充實我們的內涵，朋友的經驗可以在我們彷徨無措時給我們以指點，朋友的廣博知識可以擴充我們的知識積澱、甚至啟發我們的思維靈感。
所謂“尺之木必有節，寸之玉必有瑕”，人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因此我們需要通過朋友來取長補短，隻有從那些和自己旗鼓相當或者勝於自己的人身上，我們才能取其之長補己之短。那些在品行操守上有所欠缺的人，非但不能給我們以幫助，反而會損害我們已有的長處，因而交友不可不慎重。
選擇一個益友，猶如選擇了一麵光潔的好鏡子，我們的價值可以通過朋友得以體現，我們的缺點也可以得到朋友實的提醒。
我們選擇朋友時，其實就是在選擇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我們選擇朋友的標準，就是我們要求自己的標準，因而，君子賢士要想修好身就應該慎交擇友。
樸質無華
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修身》）
說話不圖繁多而講究富有智慧，不圖文采而講究明白。所以既無智慧又不能審察，加上自身又懶惰，則必背離正道而行了。
孔子和墨子是先秦時代中國思想界的巨匠，是儒家和墨家的創始人和精神導師。然而兩家在很多問題上都存在著分歧。就文與質的關係問題而言，兩家各持己見，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應該時先天才智和後天修飾、內在修養與外在行為的完美結合體，認為一個人“質”的方麵超過了“文”就會變得粗俗，而如果文采多於質樸，就會流於虛偽、浮誇，隻有質樸和文采配合恰當，才是君子的標準。因而儒家認為在注重人的內在本質的同時，更應該重視外在儀表的修行，尤其是禮樂文化方麵的教化，認為一個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隻有通過外在禮樂的引導，個人才能了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按照道德的要求過理想的生活，為政者才能找到長治久安之道，實現天下大治的願望。因而，應該重視質的修行。
而墨家與儒家的觀點不同，墨子主張先質後文，注重人行為的功利實效性。他說："故食必求飽，然後求美；衣必求暖，然後求麗；居必求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後文，聖人之務。"墨子認為隻有實現了本質上的需要，才可以有能力去發展外在的因素，他的這種觀點和自己的思想立足點是相吻合的。墨家的行為目的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而他們更注重實際效果。
墨子曾在《非儒》中說："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務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以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瞻其樂。繁飾淫術，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欺世，其學不可以導眾。"認為孔子用盛容修飾來惑亂世人，用弦歌鼓舞招集弟子，用禮節來約束世人的行為，即使民眾有學問也不允許他們言論世事，把累積的錢財花費在音樂上。用言辭華麗的邪說來迷惑當世的國君；用繁縟的禮節來惑亂愚笨的民眾。墨子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儒家言辭的華麗和禮節的繁縟，批判它們是傷時害事的禍亂根源，並且提出了自己的修身主張——樸質無華。
我們知道，墨子時是以上古時期的賢人大禹作為自己的效仿對象，以大禹吃苦耐勞、熱心救世的精神與實踐作為墨家學派行事的宗旨，因而在源頭上可以追溯到質樸、節儉的“夏政”。從另一個層麵上說，墨子出身與下層勞動人民，他所代表的是下層民眾的利益，因而墨子和墨家子弟們無論在生活方式上還是物質消費上都比較簡樸，墨家甚至要求自己的弟子必須穿粗布衣服。也正因為生活上的簡樸，墨子自己著作中的語言也是質樸無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直觀地呈現於墨子的價值取向。
“文質”之辨由來已久，一般說來“文”是指外在表現，而“質”是指道德品質。墨子認為，君子賢士修身的關鍵是道德品質方麵的提升，不需要有華麗的外表，也不需要在言行上進行修飾。在墨家看來，語言不在於多寡而在於是否有見地；文章不在與華麗與否而在於是否見解透辟，語言多而無智就是廢話連篇；文章華而不察就是華而不實。
因而要注重本質上的提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外部的裝飾上，這種思想在某一個側麵反映了墨家注重實際的思想。後世人在談及墨子言辭的質樸時常常用兩個事例來說明墨子言論上的無華：
從前秦伯把他的女兒嫁給晉國的公子，秦伯的女兒穿著簡單的衣飾，而陪嫁去的婢女卻穿著華麗衣服。來到晉國後，晉國人喜歡陪嫁的婢女，卻看不起秦伯的女兒。這可以叫做善於嫁婢女，而不能說善於嫁女兒。
楚國人中有一個在鄭國賣珍珠的，做了一個木蘭的匣子，這匣子用肉桂花椒熏過，用珠子和寶玉點綴著，用紅色的美玉裝飾著，用綠色的翡翠環繞著。而鄭國人再買了他的匣子之後把珍珠還給了楚國人。這可以說是善於賣匣子，而不能說是善於賣珍珠。
支持墨家學說的人認為，現在社會上的很多言論，僅僅是一些巧辯華麗的話，君主卻隻看重華美的言辭，而忽略了它們是否具有價值。墨子的學說是用先王的道理、聖人的話語，來宣傳自己的救世主張，如果他注重言辭的修飾，就會讓人把注意力放在文采上而忽略了它的價值，因為言辭而損害了實用，這和那個楚國人賣珍珠，秦伯嫁女兒完全一樣，這正有價值的東西反而得不到重視。
墨家強調質樸無華，除了反對外在形式上的華而不實外，還講究應該把道德品行的“質”根植在內心。他認為，暫時行為善言善行並不是真正的修養，因為在某些時候，人們會為了實現某些目的而作出一些善事，就像用華麗的文采來裝飾自己的語言一樣，這種善是不能持久的，隻有養成樂善之心、並付諸自覺的行動中，才能永久為善，才是真正的根植於個性中，成為道德操守的一部分，用墨子的話說，就是“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
在君子賢士的修身過程中，講究質樸無華，可以陶冶素樸的氣質，使人在簡樸實用中趨向至善，趨向境界的崇高。在當今充斥著利益和物質的社會環境中，在物質生活愈來愈富有的情況下，質樸往往能幫我們守住人的精神家園，不為外界聲色所誘惑、不苟取、不奢靡，保持自己的真性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