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修身——自重的立身之道 誌功篇
墨子在《魯問》中提出“合其誌功而觀焉”，把誌功看作是評價一個人的標準，其中“誌”指的是人的行為動機，而“功”指的是行為的實際效果。墨子重視動機，然而更注重實際的行動和效果。
一個人即使胸懷大誌，然而不肯付諸實踐，隻把理想掛在嘴上而不去行動，肯定不會實現自己的“誌”，而一個人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不擇手段，甚至違背道德損害別人的利益，那麼他即使實現了“功”也是為人所不齒的。
因而，墨家主張君子賢人在修身是，要做到誌功合一，用力行務實來實現自己的“誌”，用義予義取來得到自己的“功”。
義取義予
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修身》）
君子之道包括如下方麵：貧窮時表現出廉潔，富足時表現出恩義，對生者表示出慈愛，對死者表示出哀痛。這四種品行不是可以裝出來的，而是必須自身具備的。
墨家在君子的修身標準中提出，貧窮時能夠堅守自己的節操、廉潔自律；富足時能夠把財物分給他人；對生者行仁愛之道；對死者真心哀悼。這就是君子應該具備的四種品行，而這些品行是無法偽裝的，隻有內心具備了這些真實的情感才能做到，因而，君子賢士修身，就必須在些方麵下功夫。
墨家的弟子們大都出於社會下層，墨子本人也是一個手工業者，因而他十分注重貧者的地位，他分很多主張就是從下層民眾的角度出發而提出來的。在君子修身的諸多方麵中，涉及到經濟物質方麵時，墨家主張義予義取，貧者要取之以“義”，富者要予之以“義”。
居貧有節操，不貪取他人之物。
墨家認為，君子在貧窮時能夠堅守廉潔的節操、不貪圖財物，是最應該具備的品質。在先秦時期，有“君子憂道不憂貧”的觀點，認為生活上的困頓並不是真正的窮，真正的賢人君子不會因為生活的困苦而憂慮，相反，是為自身修養和道德的缺憾而憂慮。 一個人身處貧窮的境地，雖屋舍簡陋但能做到整齊清潔；雖衣食缺乏但能做到堅守節操，也獲得了精神上的富有。
因而，賢士君子應該做到“居貧有節操”，不貪求他人之物、而因該廉潔自律，古人曾對廉潔之士進行了分類分類：一種是按照規則辦事不妄自收取財物的人，一種是看重自己的名譽、節操不貪取財物的人，一種是害怕受到法律的懲罰、為保住自己的官職俸祿不敢收取財物的人。在這中間，按規則辦事的人沒有摻雜個人目的意圖，因而是上等廉潔之士；不為利益而損壞自己名聲的人是為了自己的榮譽因而是中等廉潔之士；為保住自己的官位俸祿而不敢收受財物的人，是為了不受懲罰勉強做到廉潔，因而是下等廉潔之士。
雖然廉潔的境界有高下之分，但所得到的結果是一樣，因此，君子賢士在修身的過程種，首先要做到廉潔自律。
古話說“窮當益堅”，在我們的生活中禍福無門，任何人的一生都難免有時運不濟的時候，因此越是身處困境也要堅強自己的意誌和操守，越是身處貧窮低下，越要表現出人格的高尚，所謂的“人窮誌不窮”一個人在貧窮的境地中喪失了自己的節操、為了錢財而失去了義，氣才是真正的貧窮。
《後漢書·袁安傳》記載的“袁安困雪”的故事就有力的證明了“居貧有節操”的賢士修養。
有一年冬天，大雪一連下了十餘天，地上積雪有一丈多厚，封路堵門。洛陽令到州裏巡視災情，訪貧問苦，看見家家戶戶都掃雪開路，出門謀食。而來到袁安家門口時，大雪封門，無路可通，洛陽令以為袁安已經困頓凍餒無力清雪，就派人鏟除積雪挖出一條道路，隻見屋內袁安奄奄一息。洛陽令忙給他喂粥，然後問他為什麼不出門乞食，袁安答道：“雪災時人人饑餓，我不應該再去打擾他們。”洛陽令對他這種居貧不改節操的品德十分嘉許，就舉他為孝廉。
在後來楚王英的謀反之亂時，朝廷因為袁安執法嚴明，就拜他為楚郡太守。袁安在任十年，京師綱紀肅然，袁安也因為自己的政績而步步高升，位至三公。袁安一家也成為世家望族，漢末三國初的一代梟雄袁紹、袁術皆出袁門。
袁安的故事就告訴我們，物質上的貧窮不怕，越是在艱苦時刻能做到廉潔刻苦，堅守自己的節操，個人的道德修養就越是能得到提升。一個人品質的高尚與否，不是體現在他春風得意之時，而是在命運困頓的人生低穀。因而，當我們身處困境，更應該堅持自己的操守，做到窮而益堅，這樣，才能真正的得到道德素養上的提高。曆史上大凡那些品行高尚的人，多是經過了苦難的磨練，正是居貧時他們堅持了自己的操守，才成就了自己高尚的節操。
而且，我國傳統道德對於從政者的規範最重要的一個要求就是廉潔，人們把廉潔看作是“仕者之德”，要求施政者在治理國家時，能夠見利思義，循禮合法。施政者如果能做到廉潔奉公，社會就會穩定而民心就會向善，因而說廉潔是為政之本。而廉潔的養成，主要是在貧賤之時，一個人在身處貧賤時能夠不貪求錢財、堅守自己的節操，那麼即使他身處高位，也一定能夠廉潔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