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富有愛心，能分財以濟貧。
墨家認為，能夠做到“以財分人”時君子賢士最大的“義”，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物質財富越豐厚，就越需要提升自己的德業修養，才能時自己的人格更加完善。
儒家認為富者的社會地位越、擁有的物質財富越豐厚，就越應該加強自身禮儀方麵的修養，做到“富而好禮”。而墨家則認為，富者不僅僅應該擁有一顆仁愛之心，更應該把這種仁愛落實到具體行動上，能夠把做到“以財分人”，這才是富者修身最大的“義”，墨家還認為，社會財富是社會人所共有的，因而那些掌握財富較多的人應該將自己的財富分人濟貧，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平均主義”的思想，也有人認為墨家這種“分財濟貧”的主張有些任俠的意味，是想要劫富濟貧，其實墨家的本意是通過提高富者的道德修養水平，讓他們主動意識到這種“義”，“濟貧”是目標，但“劫富”並不是手段。
富者應該懂得"隻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的道理，掌握“取”和“予”之間的辯證關係，否則就會成為柳宗元《蹺譓傳》中那隻蟲子：見物即取，背之於身，因為隻知道索取而不知給予，最終累死在行程中。
我們從古今富人成敗的經曆中可以看到，如果貴富太盛就會因驕佚而生過，富人憑借自己擁有的財富而盛氣淩人，甚至恃"財"辱人，就會走向事情的極端。儒家就對財富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當社會上貧富差距過大，而且強淩弱、富辱貧，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就會受到影響，而在這中情況下，富者的財富也是得不到保障的，因為社會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綜合體。
因此，富者應該義仁愛為本分。墨家講究“交相利”，正是富者在這種“濟貧”的行動中得到了財富以外的“利”。社會上不乏這樣的例子，富者用自己的財富做助人為樂的善事，而在財富解決不了問題的危機關頭，往往得到來自貧者的幫助，這就是作為的“善有善報”，也許貧者在物質上不能對富者的接濟作出回報，但肯定會在其他方麵給予回報，因為凡是那些真心助人者，最後都會幫到自己。
然而社會上的很多人都有這樣的觀點，認為“為富不仁”，富者一般都沒有仁愛之心，甚至孟子也說"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從商人追逐利益的角度來說，也許“仁愛”會影響到自己物質利益上的得到，但聰明的富人，都明白“取”和“予”之間的關係，知道自己的財富是來源於國家、社會、他人，隻有對社會國家有所回報，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也有很多富者，把富人之仁看作是一種樂善好施，但如果僅僅是為了得到“富人有仁”的名聲，那這種行為就會變質為"憐憫和施舍"，真正的“以財分人”不是為了名義而是為了“義”，這個“義”就是對社會的責任。
李嘉誠捐資2800萬在上海修建了一所養老院，落成當天，和他一起出席典禮的很多人，都以視察的姿態走進老人中間時，隻有他彎下身來，用傳統的作揖方式和老人們打招呼。在記者們強烈要求他講話時，他說，"建一座完善的長者護理院，決不是對老弱人士的憐憫和施舍。我們不能坐視一些老人在社會的急速變化裏，成為被遺棄的一群人。"
在商言利是商人們的本性，但我們不可否認李嘉誠的確是做了一件善事，而他的言語證明了自己的行為的動機：他不忍心看到老人們因為沒有生活能力而成為被遺棄的群體。也許李嘉誠的話也不可盡信，但最起碼他 “以財分人”的舉動是為富且仁。
當今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社會裏，尤其是富者，對社會和國家的依賴程度更高，那些依靠社會、人與人之間相互服務關係而擁有財富的富人更應該感恩社會。並把這種感恩化做接濟貧者的仁愛行動，為社會負擔一分富者的責任。
早在兩千年前，墨家就提出了“不貪即廉，能分則義”的思想，隻有做到了居貧有節操，不貪取他人之物；居富有愛心，能分財以濟貧，賢士君子的修養才能得到真正的體現，個人的道德才真正的高尚。
力行務實
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嚐有也。（《修身》）
善不從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行不由本身審辨就不能樹立，名望不會由苟簡而成，聲譽不會因詐偽而立，君子是言行合一的。以圖利為重，忽視立名，（這樣）而可以成為天下賢士的人，還不曾有過。
在先秦諸子中，墨子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更是一個實幹家，很多人對墨家的學說持批判的態度，但對於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一生為扶危濟困的正義事業奔忙走的實幹精神，都一致的認同讚揚，班固《答賓戲》中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說墨子像孔子一樣為天下事而終日奔勞，連將席子坐暖和將爐灶的煙囪染黑的功夫都沒有。班固生活的時代已經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他還給與墨子如此高的評價。世人對墨子實幹精神的讚賞由此可見一斑。
墨家認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君子首先是一個力行之士，修身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有助於行動，努力為天下辦實事是才墨者的本色。莊子曾對墨者作出了這樣的評價：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形勞天下、以自苦為極，把力行務實看作是墨者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