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學行並重——墨家的教育理念 為天下“大義”的教育目的
先秦時代，是我國曆史上一個思想解放、流派紛呈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各種學說和主張，他們在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的觀點上相互之間進行著辯論和批駁，並且在這種辯論中逐漸完善自己的學說，而其中關於教育目的的思想更是“爭鳴”的焦點，諸子們各執己見，不但推動了當時社會教育事業的進步，也給後世的教育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士”也就是“君子”，孔子認為“士”的標準是既有遠大政治目標而又能“躬行”的君子，是能夠真正把儒家之“道”運用到實踐中去革除時弊的人。然而儒家的“躬行”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把實踐的範圍規定在政治、教育、文藝等方麵，認為“士”應該為統治者提供政治上的服務，而不需要從事農業和商業的活動，儒家甚至對生產勞動抱極端輕視的態度。
道家主張培養“上士”、“隱君子”。老子曾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把培養“道法自然”的人才作為教育的目的，認為那些能體會自然之道、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的人，作為“上士”。道家主張人們聽憑自然，回到返樸歸真的人性原始自然狀態中。而且道家不主張讀書，也沒有書本教材，而是把自然之道（天道）的“無”、“常”、“柔”作為教育內容，必須拋棄所謂的文化、道德、智慧，回到“複結繩而用之”的原始社會中去。
法家的教育目的是培養“耕戰之士”和“智術能法之士”，法家反對家仁義道德、墨家兼愛非攻、道家的無為自然，而主張以法治國。法家認為“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突出了“法”的重要意義，法家重視軍事、強調提高實際作戰的能力、培養英勇善戰精神的教育，就是為了培養能“耕戰、智術”的人來治理國家。
作為和儒家同為“世之顯學”的墨家，在教育的目的上也有自己的主張，和儒家“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目的不同，墨子認為，教育不僅僅是為了踏上仕途的途徑，而認為教育是一種為天下“大義”的活動。墨家的教育目的在於培養“賢士”、“兼士”、“義俠”。
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曆史上戰亂最為頻繁的年代，連年不斷的征戰導致了社會的動亂不安，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麵前，墨子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的政治理想：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實現這種偉大的理想的途徑就是教育，墨子認為，教育是一種“為義”的活動，在墨家學說裏，“為義”的方式可以有很所中，墨子就列舉了三種：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在這三種方式之中，墨子更傾向於“有道者勸以教人”，因為在力氣和財物上給別人以幫助，隻能受到暫時的效果，而用“道”來勸導人們，就會讓他們明白道理，認識到“義”的重要性，因而培育出有品德的人。當意識到行“義”能給自己帶來益處，也能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時，他們就會樂於從事行“義”的活動了，而社會也會隨著有高尚道德人的逐漸增多而變得安定。
因此，墨家把培養兼愛天下的“賢人”、“兼士”看作是教育的目的，為此，墨子還舉出了這樣的例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栗。籍而以為得一升栗，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禦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魯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