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匈奴帶入鼎盛時代的冒頓，其武功作為，乃至對匈奴後世影響，似乎是成吉思汗的前世景象的翻版。兩者時隔一千多年，但並不影響這兩位“蒙古高原一代天驕”命運重疊和相互映照。其被質於大月氏而“盜其善馬，騎之亡歸”，乃至 “鳴鏑弑父”後的一係列非凡作為，不僅驚心動魄，充滿傳奇，且留給人巨大的想象空間。
劉邦和呂雉，與冒頓顯然不是一個重量級的選手。假使漢武帝生在冒頓時代，衛青與霍去病，乃至其將領們，麵對的敵人不是匈奴的軍臣和伊稚斜單於，而是冒頓，那麼，發生在公元前200至100年間的漢匈戰爭不僅會更加精彩、殘酷和暴力，且結局也會大出意料。
當是時，冒頓治下的匈奴，刀鋒之利，馬蹄之遠，蒙古高原及中亞一帶，顯然無出其右。尤其是冒頓晚年，冒頓派遣其子稽粥（老上單於）對河西走廊大月氏和西域“城廓諸國”的軍事衝擊與控製，可以說是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之間的一次深刻翻犁，是東亞遊牧部族對世界文明的一次強勁推演——並“由此產生了發端於亞洲高原的有史記載的第一次各民族大遷徙。”（《草原帝國》）
劉敬倡導的“漢匈和親”，實際上當世亞洲兩個軍事強國——狼與羊之間一曲時斷時續的圓舞曲。盡管漢匈翁婿相稱，但匈奴之“引弓之國”自始至終沒有放棄對漢之“冠帶之室”的侵掠。
被稱之為“盜寇之國”的匈奴，自古來“以力為雄”、“以戰止戰”、“以戰養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史記·匈奴列傳》）。他們是草原上席卷不息的狼群，是蒙古高原第一道絢爛閃電。他們敵人的頭顱掛在馬鞍和馬籠頭上，割下敵人的頭顱，沿“眉毛”處鋸開，作為飲酒的器具。（老上單於即用此法把月氏王的頭顱做成了鑲金酒器），“他們每一個戰士的墳堆上，圍著的石頭數量與其生前斬殺的敵人數目成正比”。（F·-B·於格和 E·於格《海市蜃樓中的帝國》）
劉邦死後，冒頓使使對呂雉所言（“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最是出人意外，強悍嗜殺的冒頓，竟也耍小孩脾氣，調皮得令人忍俊不禁，另眼相看。景帝死，武帝繼位，但“文景之治”後的西漢，迅速在“七王之亂”“兩越反漢”及遠征朝鮮。乃至匈奴長期作戰中，耗盡了積蓄百年的“元氣”。拓疆殖土，是漢武帝令後人最常念及的功績，但西漢敗落也由此始——公元前133年，“馬邑之謀”胎死腹中，大將王恢自殺，軍臣單於倉皇撤離險境，幾年間不曾馬寇漢邊。此後的匈奴，似乎覺得了一種必然的宿命，內部的政治紛爭和權力爭奪萌芽初露。
橫空出世的衛青及霍去病，他們的戰功令人懷疑。尤其是霍去病，何以八百人而擊殺匈奴五千人？匈奴“來如飛鳥，去如疾風”，是閃電戰的真正發明者和嫻熟運用者，且極善於組織大規模野戰和運動戰。霍去病再韜略勇決，在以人數多寡為勝敗主因的冷兵器戰爭當中，處於數萬軍陣，也難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戰果”，即使五千人任其宰割，短時間內也難以砍殺殆盡。
西漢對匈奴戰爭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張騫。張騫及其主要隨從的勇氣，最終取得的“外交”成果，顯然是西漢對匈奴決戰決勝的重要的潛在因素。張騫的功業完全可與漢武帝、亞曆山大大帝並駕齊驅，甚至比之更為至偉和卓越。他掀開的是整個世界，看到的是比西漢更廣闊的生命存在，也使得使中央帝國第一次擁有了一雙觀照整個人類和文明存在與發展的嶄新眼睛。
以人格魅力動天下，傳千年。這一評判標準始終沒有失效。李廣及其子李敢、李椒和李當戶的悲劇性命運——無數後人認同司馬遷的記載——從李廣到李陵，祖孫三代在西漢演繹的是一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命運悲歌。至今，河西走廊一帶仍將一種小而圓的杏子稱作“李廣杏”，把一種表皮發黑，成熟後吃起來香甜的桃子稱為“李廣桃”。
這種來自民間的紀念，情感是如此的廣泛、深刻，影響到了時間，也影響了人們的生活。——這一自發的讚美、敬仰和紀念或許不僅僅是源於司馬遷神鬼之筆，也可能是李廣家族的命運及其人格魅力比《李將軍列傳》更精彩，更富有理想主義精神和悲劇色彩。對此，錢穆先生《秦漢史》說：“衛霍李廣利之屬，名位雖盛，豪傑從軍者賤之如糞土。李廣父子愈擯抑，而豪傑愈宗之。”又“其時軍人亦壯烈多可稱道。著者如李廣及子敢，孫陵，皆奇才。而李陵將勇敢五千人屯邊，陵稱其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徒步出居延北千餘裏，獨擋單於八萬騎。轉戰八日，殺傷過當。及陵降，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其時陵副韓延年戰死，軍人脫歸這四百餘人。李陵之才氣，及其全軍之勇決，令千載下讀史者想慕不已。”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驃騎將軍霍去病武功至偉而性情寡貴，尤其是屠殺匈奴誓死不降兵士一萬三千餘人的殘忍，也不僅僅是忠於皇帝和戰爭本身的原因。憐憫在很多時候應當成為人類的天性之一。據《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其（霍去病）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從其戰而受其惡，兵餓死而將軍娛樂……卻不是“少貴”，不知體恤下屬等托詞可以一言蔽之的。李陵獨帶五千兵士深入匈奴腹地，李廣利無全局胸懷，路博德不予後援，而終使李陵客死塞外。霍去病少年夭折，“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塚象祁連山。諡之，並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衛青霍去病，更多激發的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暴力意識和顯赫於當世的名利思想；而李廣及至李陵，則是以純正的軍人職業素質和“兼愛”道德品質而令後世自覺“想慕”和“尊崇”。
匈奴最終失敗，更多的原因來自內部。冒頓締造的“強力”統治，乃至家族及個人權威、韜略與個人魅力的逐漸喪失，使得自古“以力為雄”的匈奴民族內部權利分散，爭奪者目光短淺，為一時之權欲相互傾軋和殺戮，最終導致王侯離心，叛變降漢。各部將領紛紛自立，內部混戰——最終隻餘下呼韓邪、郅支骨都侯兩支規模較大的殘餘勢力——當是時，呼韓邪勢弱，聽從其嶽父烏禪幕言，與漢和解並依附，借漢軍擊殺郅支骨都侯單於所部。
這顯然是西漢“統戰”的結果，扶持一方，打擊一方，使匈奴內部戰亂不斷，大幅削弱匈奴實力，達到“以匈製匈”的戰略目的——呼韓邪與郅支骨都侯單於呼圖吾斯同父異母。前者以依附的方式，獲得與北匈奴對抗的軍事力量；後者以不妥協的孤傲和決絕，在西域進行了一係列的激烈反抗。遠走西域後，呼屠吾斯先是借居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撒馬爾罕），而後圖之，建郅支城，卻終被漢與烏孫、康居等聯軍大火焚燒，呼屠吾斯被漢軍當場擊殺。翌日，陳湯和甘延壽即將“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掛於城牆。
關於郅支骨都侯單於敗走西域後，進行的一係列殘忍戰爭的影響，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的評論可謂精到：“被打敗了的郅支，把蒙古故地留給了那位依附漢王朝的呼韓邪，向西到今天俄屬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運氣（公元前44年）。途中他打敗了伊犁河畔的烏孫人，把額敏河畔的呼揭人和鹹海上的堅昆人納入他的統治之下，使他們成為他的盟邦，他甚至侵犯曾經輕率地幫助過他的索格底亞納人（康居人），他在楚河和怛邏斯河畔的草原上紮營。這是西方大匈奴帝國的一個胚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