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篇 人性的善惡問題
人性善惡問題，是古今中外的哲人都不得不麵對的問題。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方法論。同樣，有什麼樣的人性觀，也許就有什麼樣的管理觀和政治觀。
在中國社會，關於人性善惡的爭論由來已久，可以說是此消彼長，平分秋色。可是在西方，卻沒有這樣的爭論。因為，西方社會在骨子裏從來就沒有相信過人性是善的。伊甸園的神話早就告訴了我們，偷食了禁果的亞當和夏娃被懲罰下了凡間，有了一個沉重的肉身。這個肮髒的肉身讓人始終匍匐在地麵上，變得異常的邪惡和自私。人一旦失去了外在的束縛，就會作惡。這幾乎成了西方社會的一致論調。所以，西方人不像中國人那樣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人的自覺和道德品質上，而是相信外在的束縛。他們不期待人做善事，而是想盡辦法約束人不去作惡。正因為此，三權分立的政治製度在西方才如此地深入人心。讓權力互相製衡，彼此監督，就是防止作惡。
這種時刻提防人的做法盡管讓人感覺很不舒服，但卻是一切都說在明處。而且，西方人還引以為自豪。正如美國前總統布什在一次演講中所說的：“人類千萬年的曆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因為隻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
政治和道德之間的關係問題
在西方曆史上，政治和道德的爭論由來已久。道德一般來說是個人的事情，不能強迫，且沒有後續的懲罰措施。而政治則不同，它和人的群體生活有關。亞裏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這無異於說，人天生就該生活在社會中。馬克思說的更直接：人在現實性上就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可見，道德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不過是個體和群體之間的關係。
人類最初的道德，不外乎是古老氏族社會的習俗和禁忌。人在脫離野蠻狀態的時候，正是根據這些道德原則組織政治關係的。在那個時候，政治是道德的體現，而道德是政治的基礎。政治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政治化，一直是古希臘哲學家苦苦追求的理想的國家狀態。柏拉圖所描述的“理想國”就是這樣的國家：哲學家和君主合二為一，既有道德，又有權力。國家惟有靠這樣的“哲學王”來管理，才能實現理想國。可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道德和政治開始脫離，二者的目標越來越遠，表現出了個人與群體的巨大衝突。馬基雅弗利說：政治無道德。通過這句名言，他把政治和道德作為兩個領域嚴格區別開來：政治是“公共領域”的同義詞，道德則被歸化於“私人領域”。在這兩個領域裏，遊戲規則是不同的，對人的評判標準也是不同的。一個人成為一個好的統治者，在私人的道德領域就必須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棍。相反，私人領域的老實人到了政治領域則是一個平庸的政治家，無所作為。
個別與普遍的關係問題
關於個別和普遍的關係，是中世紀哲學家爭論的焦點。這也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唯名論和實在論之爭。
唯名論以法蘭西經院哲學家羅瑟林為代表。他認為，隻有個別的東西是實在的。個別先於普遍，普遍隻不過是名稱。一切詞都是來表示客觀事物的，個別概念表示單個事物，普遍概念表示一群單個事物。當人們用詞表示事物時，他們並沒有改變個別事物的實在，但發出的聲音也是種實在。他們認為的“共相”，就是這種發出的聲音，根本就不是某種脫離個別事物的實在。這種思想反映在宗教上，否認了三位一體的最高的神，隻承認分別存在的聖父、聖子及聖靈。
實在論以基督教哲學家安瑟爾謨為代表。他認為，真實的實在是“共相”，而不是具體的個別的事物，有一個“無始無終的真理”存在於一切事物之先。他說，羅林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感覺印象當作了理解的出發點，缺乏把握抽象觀念的能力，甚至不能將顏色與它所屬的事物區別開來。有形的世界並不是個別事物的總和，個別事物需要普遍原則的組織才能被聯係在一起。這些普遍原則就是實在的。這種思想反映在宗教上，就是承認普遍的教會實在，認為個別的教會是從屬的；承認基督教的普遍教義實在，認為個別人的信仰是從屬的；承認原罪實在，認為個別人的罪惡是從屬的；承認三位一體的最高的神實在，認為三位分離的神是從屬的。
唯名論和實在論的爭論實際上是柏拉圖主義與亞裏士多德主義爭論的延伸，也為後來經驗論和唯理論的爭論開了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