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所謂的“毒虱”，概括起來，包括六種，所以又稱為“六虱”。“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從字義上來看，商鞅所謂的“六虱”正是今天我們稱之為“文化”的東西。在商鞅看來，文化恰恰是治理國家的絆腳石，根本不利於統治國家，完全可以去除。對外推行戰爭也是如此。一個國家的人民文化教養一多，大家都去遵守禮法、修善積德，講孝悌、重誠信、仁而愛人，不去攻人之城、略人之地，斬人之首，都變得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羞戰非兵愛和平，侵略戰爭還怎麼發動得起來？靈魂高貴了，肉體必然萎縮。沒有了戰鬥力，終將會成為別人嘴裏的美餐。是以商鞅曰：“力征諸侯者退德。”於是，在靈魂和肉體之間，商鞅毫不猶豫地拋卻了靈魂，而選擇了肉體。當然，這裏的肉體不是赤裸裸地肉欲，而是要將肉欲升華為一種對外戰爭的強大力量，讓人完全蛻變為殺人的機器和瘋狂好戰的野獸。
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商鞅於公元前356年在秦國實施的改革，對戰國末年秦國的崛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商鞅變法，是對秦國現行體製的全麵翻新，是對社會財富和資源的重新分配，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1.獎勵軍功。“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這條法令從根本上打破了貴族憑借血緣優勢世襲政治地位的局麵，而是以軍功為標準對國家財富和利益重新進行分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社會的地位也是用軍功來衡量的，而不是以財富來衡量。2.求本務農，逐末抑商。“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廢井田、開阡陌，按照田地麵積統一收取賦稅。“致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致力於本業，耕田織布、生產糧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們的賦役。不務正業因懶惰而貧窮的人，全家收為國家奴隸。3.嚴刑酷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這就是所謂的“保甲製”和“連坐法”。即將庶民按戶編組，五家為保，十戶相連，一人作奸犯科，所有人都逃脫不了幹係。“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就是不準打架鬥毆，否則予以嚴懲。
墨家的“三表法”
墨家的“三表法”是對於名實之間的關係所做出的回答。他從實際的觀點出發，認為根本就不存在天經地義和一成不變的“名分”。“名”應當與“實”相符合，做到“名副其實”。如何做到名副其實呢？《墨子?非命上》中說：“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所謂“本之”，主要是根據前人的經驗教訓，其依據是求之於古代的典籍；所謂“原之”，是“訴諸百姓耳目之實”，也就是從普通百姓的感覺經驗中尋求立論的根據。“本之”是間接經驗，“原之”是直接經驗，都是屬於歸納法的範圍。所謂“用之”，是將言論應用於實際政治，看其是否符合國家百姓人民的利益，來判斷真假和決定取舍。
這裏，第三表實際上是解答“為何思”的問題的，對此，墨子的回答是：為“刑政”之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而思。第一表、第二表則是解答“怎麼思”的問題的，墨子的回答是：思必有所本，必有所原。即思想一定要有根據，思維一定要合乎邏輯。所謂“古者聖王之事”和“百姓耳目之實”，便是墨子為人的思維所確定的兩個邏輯前提，凡離開這兩個前提而進行的思維，即被視為不合邏輯的思維，是無效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