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篇 兼愛，非攻
“兼愛、非攻”，是墨家提出的著名論斷。“兼愛”是針對儒家的“仁愛”提出的，而“非攻”，則是針對戰國時代諸侯各國之間連年廝殺、生靈塗炭的現實提出來的。就前者而言，墨家是人道主義者；就後者而論，墨家是和平主義者。
所謂“兼愛”，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博愛，是一種超越了血緣關係的人類之愛，不是愛而有差，而是愛而有兼，愛無差等。但墨子的“兼愛”理論是建立在實際利益或者說功利的基礎之上的，顯得很勢利。比如，我為什麼愛別人呢？很簡單，因為我愛別人，別人才可能愛我。所以，為了自己的利益，我隻能愛別人，而不是恨別人，隻有這樣，別人才能愛我，給我好處。所以，在墨子這裏，所謂的“兼愛”，不是出自情感自覺的需要，而是出於實際利益的策略選擇，是人際關係博弈的結果，是不得已采取的辦法。所以，墨子說了“兼相愛”以後，後麵還有一句話，那就是“交相利”。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互惠互利，合作雙贏。鬧翻了，對誰都沒有好處。
在墨子看來，戰爭是殺人的機器，戰爭之中，婦幼老弱一概難於幸免。然而，當時的王公大人，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顧人民死活，屢屢攻伐無罪之國。而這樣的廝殺，對任何人都是沒有好處的，它耗費了國家的錢財，削弱了國家的實力，犧牲了本國的農民，耽誤了農業的生產。所以，唯有大家能夠彼此存有善意之心，行有義之事，做到“愛人如愛己身”，天下不但能夠和平，而且彼此都能得到利益，何樂而不為呢？
非禮 非樂 非命
墨家和儒家本是一家。墨家的創始人墨子一開始就在孔門學習，後來因為和儒家的立場、觀點不同，他才慢慢脫離了儒家，另起鍋灶，創立了墨家。
那麼，儒家和墨家到底在什麼地方存在分歧呢？墨子有三句話頗能說明問題。第一句話是：“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第二句話是：“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第三句話是：“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通過三個“足以喪天下”，墨家亮出了自己“非禮”、“非樂”、“非命”的觀點，也表明了自己和儒家針鋒相對的立場。“非禮”就是反對儒家的繁文縟節。因為無節製的悲傷，會哭壞人的身體，長時間（三年之久）的戴孝服喪，不僅消磨了人的鬥誌，還耽誤了農業生產。這樣做，不僅對死去的人與事無補，對活著的人也沒有什麼好處。“非樂”就是反對儒家的“靡靡之音”。因為音樂是貴族們少數人享受的奢侈品。而對於廣大勞動人民而言，還沒有吃飽肚子，根本沒有閑心雅誌去聽美妙的音樂，去看繽紛的色彩，去享受燒烤牛豚的美味，去體驗高台別墅的舒適。何況，外在的禮樂不僅奢侈，而且還毫無用處。一個人聽什麼樣的音樂，穿什麼樣的衣服，和他的內心世界根本沒有多大關聯。“非命”就是反對儒家的“天命”。因為儒家的“天命”是一種神秘力量，隻會貶低人的積極性，讓人消極頹廢，自甘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