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篇 儒墨爭論的焦點之二——“行仁”還是“行義”
儒家和墨家還圍繞著“義”和“不義”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儒家看來，“仁義”之心是每個人都具有的，如果作惡，也隻是仁義之心暫時被蒙蔽了，隻要通過教化發現人的“本心”就可以了。但墨家不這麼認為。按照儒家的觀點，愛是一種差等之愛，那麼“仁”確實能講得通，那麼“義”呢？“義”這種情感又來自何處呢？曆史上有那麼多仁人誌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行俠仗義，這種情感是哪裏來的呢？“義”麵對的對象不是自己的親人，大家為什麼還如此熱衷？
這個問題確實難倒了儒家，因為“義”從一定程度上是人的憐憫之心，而不是一種親情之愛。墨家指出，所謂的“義”其實是一種遊戲規則，是大家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一種妥協，是人們在彼此交往中最為經濟的一種交往原則。久而久之，這個原則就在人的頭腦中固定了下來，並通過遺傳的方式傳給後人，成了人們自然而然遵守的行為。比如，借錢不還，就是一種不義的舉動。因為如果大家都借錢不還，估計也就沒有人借錢給別人了。所以，“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借錢就還，於是就成了一種有義的品質。所謂“義者，利之和也”，正是此意。
墨辯與墨俠
與其他學派不同的是，墨家不但宣揚自己的學說，而且還把自己的學說看作安身立命之本，身體力行。這在中國思想史上真是罕見。這種“身體力行”不僅僅指他們四處遊說，讓各諸侯接受自己的觀點和學說，而且還自發組成了一個類似宗教團體的神秘組織，奉行吃苦耐勞、嚴於律己的宗旨，始終把“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作座右銘從不計較自我得失。隻要為了正義和真理，皆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隻要能夠“利天下”，哪怕是“摩頂放踵”，也會親力親為。墨者中從事詭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都以各自的方式踐行墨家的這一宗旨。
“墨辯”四處推行墨家的主張，采取的是“文戰”。墨子就非常強調辯論的實用目的，而拒絕為辯論而辯論。他說，辯學的目的是搞清是非的界限、國家治亂的規律、同異的所在、名實的道理、利害的分別和疑難的問題，歸結起來就是要反映世界的本來麵目。由此，墨家把辯士視為國家的珍稀人才。他創立了名、辯、類、故、法等邏輯範疇及主要論式，成為人類三大邏輯學中最早的一個。
“墨俠”則是學習各種實際技能，反對侵略戰爭，協助正義的戰爭，提倡積極防禦。據說，墨子的木工技術很高，可與魯班媲美，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削成一塊三寸的木頭，做成車閘。他利用杠杆原理研製成桔槔，用於提水。他還製造了轆轤、滑車和車梯等，用於生產和軍事，受到人們的稱讚。
墨家後期何以分崩離析
墨子死後，墨家學派發生了分化，有相裏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正所謂“墨分為三”。按照胡適先生的說法，墨家後學的發展形成了兩種趨向：一是向以“巨子”為中心的宗教組織轉化，使墨家成為一個類似“黨派”的組織，受最高頭領的指揮，有組織、有紀律；另一個是從人文社會為中心轉向技術和邏輯為中心的“別墨”，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
和儒家不一樣，後期墨家重視的不是思想的薪火相傳和文化的基本教育，而是在傳續上更多地帶有人身的依附性和團體的封閉性。而這種依附性和封閉性又多是通過嚴明的外在組織紀律加以保障的。因此，後期的墨家看起來凝聚力極強，其實卻是脆弱得很。當巨子“聖人”的光環消失以後，這種團體組織就有著分崩離析的危險，其思想的延續性也會麵臨崩潰。而且，墨家一派將實用主義觀點貫徹提過於徹底，以至於成了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用荀子的話來說，就是“蔽於用而不知文”。莊子也批評說，要求人“生不歌，死不服”，用近乎苛求的樸素來限製人的欲望，是赤裸裸的禁欲主義，“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過分的壓抑使得這一組織最後隻能通過專製的方式讓成員遵從組織的紀律：“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翼得為其後世。”這種專製是成為後來墨家內部鬥爭，甚至分崩離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