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篇 名家在中國曆史上為什麼沒有市場(1 / 1)

西方哲學篇 名家在中國曆史上為什麼沒有市場

名家的詭辯代表了中國古代最高的哲學思辨水平。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在西方看來代表著哲學正途的學派,在中國曆史上卻遭到了其他學派的聯合絞殺。莊子說,辯者所強調的僅僅是口舌之爭,但卻無法讓人心悅誠服。白馬就是馬,而公孫龍偏偏說不是馬,真是怪哉!怪哉!儒家對這些“辯者”的批評更加嚴厲。儒家強調“正名”,而名家玩弄概念,把等級名分都搞得亂了套,結果隻能讓社會失去了秩序,陷入混亂。荀子對名家的點評更是一語中的:蔽於辭而不知實。過於玩弄概念,以至於從不睜眼看看擺在自己麵前的世界。

據說有一次公孫龍過城關,關吏說:“要過關,人是可以,但馬不行,需要交通行費。”公孫龍便向關吏展開了一場“白馬非馬”的詭辯,結果說得關吏啞口無言。但說是說,做是做,關吏最終還是沒有給他放行,直到公孫龍乖乖地交了通行費才得以通關。

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過於注重道德修養的民族,你可以在“反身乃誠”為道德而道德的修煉中獲得“樂莫大焉”的愉悅,但絕對不能允許你在為思辨而思辨的概念遊戲中獲得快樂。道德品質和個人修養是中國古代個人和社會相結合的平台,對個人來說能夠修身,把握人生的方向,對社會來說則是使社會和諧有序。“修身”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來就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而思辨呢?不能讓人安身立命,隻能讓人走火入魔;隻能把社會搞得亂了章法,壞了秩序。對個人無益,對社會無功,注定了名家被淘汰的命運。因為他們的快樂實在太奢侈,他們的思辨確實太無用。

就這樣,中國古代的思辨思維,卻在個人的道德修養和社會的事功追求中被淘汰了。而這,可能是中國沒有產生科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楊朱泣途

荀子在《王霸》中議論到君主用人的時候說,君主應該不顧親疏,不拘貴賤,任用有真才實學的賢能,才能建立像舜、禹一樣稱王天下的大業,否則,就會誤入歧途。就此,荀子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魏國的楊朱走到十字路口時,不知該何去何從,情不自禁哭了起來,他說:“這就是那如果錯誤地邁出半步,等到覺察時已經相差千裏了的地方啊!”君主用人,也如同走到榮或辱、安或危、存或亡的十字路口,稍有差錯就會釀成悲劇,比在十字路口走錯路更可怕。

《淮南子?說林訓》在說到用人的方法時,也引用了這個故事。楊子見到四通八達的大路,便哭了起來,因為那些岔路有的可以往南,有的可以向北;墨子看到白色的絲綢也哭泣起來,因為它可以被染成黃色,也可以被染成黑色。

透過“哭泣”這一表麵現象,“墨子悲絲,楊朱泣歧”的故事其實包含很深刻的哲理。“道路”可往南可往北,楊子不知何去何從而哭;白色絲綢能染黃能染黑,墨子不知如何是好而泣。如按照西方近代以來的自由理念,“墨子悲絲,楊朱泣歧”的故事實質講的就是意誌的自由、選擇的自由,反映對選擇的困惑、對自由的焦慮,以及不習慣於承擔因自我決定而來的個人責任。

天道遠 人道邇

這句話出自鄭國的大夫子產。據《左傳》昭公十七、十八年記載,鄭國的星占家裨灶夜觀天象,預言鄭將發生大火。鄭國的人民奉勸子產按照裨灶的話,用玉器禳祭,以避免發生火災。子產回答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說,上天有自己運行的自然規律,人類社會有屬於自己的思想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自然和人是離得很遠,是互不相幹的。結果,子產沒有按照裨灶的話用玉器禳祭,鄭國也果然沒有發生大火。

恃人不如自恃

語出《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意思是說:倚靠別人不如倚靠自己。

韓非子說這句話的背景是:春秋時魯國的宰相公儀休愛吃魚,人們於是爭著買魚送給他!他一點都不接受。他的學生問他原因,他說:正因為我愛吃魚,所以我才不接受。如果我接受了人家的魚,做起事來就不免要枉法。枉法,就會罷官。罷了官,即使我愛吃魚,也不會有人再送魚了,那時,我又不能靠自己的薪俸來供給我魚吃。如果我不接受他們的魚,我就不會被罷官。不罷官,即使沒人送魚,我也可以憑自己的薪俸買魚吃。上麵這句話是韓非子對公儀休的言行作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