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有平衡、客觀、公正等很多的規範，實際上所有規範的背後是人，就像台灣那個舞者林懷民說：‘藝術沒有技巧，藝術是人情的往來。’”所以，“你不可以讓觀眾感覺到你有淩厲之氣，這是不可以的。”因為“觀眾不僅僅是靠你說的話來判斷你，還有你臉上的表情和眼神，一個非常細微的東西來判斷你。”
她對自己的職業有著清醒的認識，對身處其中的自己扮演的角色同樣有著清醒的認識，經曆過兩次蛻變的她在采訪中找到了“我是誰”的答案。
於是，我們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細節：她在接受采訪時，還拿著化妝筆和鏡子在化妝，或者用手撓一撓頭發。這可不是她在臭美，因為這已經成為她的習慣動作。作為一個記者，隨時都有突發事件，她必須時刻做好準備。“記者已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吃飯、交往、戀愛、痛苦，在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應該清楚地活著。”這句話可以說是她具有職業精神的最好體現，作為一個記者，尤其是參與社會曝光的記者，麵對個中複雜的情況，清醒應該是最重要的。
於是，我們看到了她很大的變化，用易中天的話說，就是“她所有尖銳的問題都是笑眯眯地問的”。提問方式的轉變，也正體現了“溫柔殺手”的美名。
柴靜這個溫柔的殺手已經領悟了，“在江湖上久一點，就不會想著將人一刀致命，沒有這種血腥的東西。”她這樣描述自己的職業：
月黑風高夜，兩個人在山岡上，倒提著劍。記者說，拿銀子來。那人說，沒有。記者再說，拿銀子來。“沒有”，接著他轉身要走，你也沒有見到劍光揮舞，然後他全身衣衫盡裂，啪塔，掉下一包銀子，從腰裏頭。記者要的隻是那個銀子，不是別人的性命。這也是我所追求的境界。
或許，這就是她的柔情的真正出發點。
2003年4月20日，柴靜深入非典一線進行采訪。節目播出後，在全國上下引起了強烈反響，打動了很多的人。有位北京大嫂給她打電話：“我原本對非典怕得不行，看了你做的節目後，我一下子丟掉了恐懼。”許多人還告訴她，她在災害前的表現，加上節目最後場景從病床離開對準窗外綠色的那個鏡頭，像一段優美抒情的散文句子，深深地打動了他們。
這或許正是柴靜說過的“新聞中的柔情因素”。
《雙城創傷》播出時，有一段畫麵打動了許多觀眾。柴靜在一個青翠的庭院裏采訪自殺女孩苗玉的表弟。對話進行到最後，男孩淚流滿麵，哽咽無語。柴靜蹲下身去，輕輕用手拭去男孩的淚水……
這一鏡頭後來在媒體間引起了爭議。爭議焦點是記者的界限在哪裏？記者應不應該像普通人一樣去表達自己的情感？
柴靜卻有自己的觀點：
“我的理解是，我要做的是一種平衡的新聞。若做剛性新聞，我的剛性會比別人更剛，但同時也要有柔軟的部分，讓受眾產生對人的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