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用藥的方法跟木棍打擊的陰謀性質是一樣的。打擊不中就用藥催促。這是崔文升的藥比張差的木棍還要厲害。張差之前，從來沒有張差的先例；劉成之後。難道還會少劉成這樣的人嗎?卑臣以為陛下在上麵被孤立了。”
“郎中胡士相等人，是主張瘋癲結案的。堂官張問達，是調停用瘋癲結案的。寺臣王士昌的奏疏貌似忠誠而實際上是巧言諂媚，沒有一個字作出評價，辯冤卻充滿了陳辭濫調。堂官張問達態度圓滑，先答應是瘋癲，後來又寬恕奸人。勞永嘉、嶽駿聲等人同一鼻孔出氣。張差招供有‘三十六頭兒’時，胡士相停筆。招供有‘東邊一起舉事’時，嶽駿聲說他波及到無辜。招供有‘紅封票，高真人’時，勞永嘉說不應該追究紅封教。現在高一奎監督薊州，是鎮朔衛人。大概高一奎是紅封教的主持人。馬三道是負責分發紅票的總管。龐保、劉成是負責供給紅封教教眾木棍的人。那些奸人增減會審的公單，大逆不道。”
奏疏遞上去以後，朱由校並沒有表態。不過，王之寀評析張差梃擊案的奏疏深受朝廷內外官員們的認同讚賞。不久，王之寀被提升為尚寶少卿。過了一年，又被提升為太仆少卿，不久又調任太仆寺卿。
見王之寀晉升，先前主張給張差瘋癲結案的官員們對王之寀是又恨又怕。
然而，怕什麼，有什麼。
王之寀又在奏疏中談起了梃擊案：“當初，張差裝瘋的技能非常拙劣，為碗飯就開口說了實話，為什麼劉大人、嶽大人和曾大人當時就沒有看出來？我看，他們是故意的！因為他們的背後有沈一貫、鄭國泰、鄭貴妃為他們撐腰！”萬曆四十三年(1615)發生“梃擊案”，劉廷元等主張將凶手作為瘋癲奸徒之罪處置。
劉廷元、嶽駿聲和曾道唯因為王之寀在奏疏中攻擊損害他們的名譽人格，就先後上疏替自己辯護。
王之寀也接連上疏極力駁斥他們，並揭發他們在審理張差官司時，曾共同貪汙贓銀。
於是，劉廷元、嶽駿聲和曾道唯三人更加仇恨王之寀。
天啟四年(1624)秋天，王之寀被授刑部右侍郎。
第二年二月，魏忠賢勢力囂張，他的黨徒楊維垣首先為“梃擊案”翻案，翻案的第一步就是誣陷王之寀“捏造案情、用以敲詐”，極力詆毀王之寀。
在閹黨的輪番攻擊下，王之寀終於被除名。
不久，王之寀被牽涉到汪文言的案子中，被下獄審問。
天啟五年(1625)五月初三日，已被列入起複名單的嶽駿聲為了快點得到實際職務，又上疏論梃擊案。說張差確係瘋癲之人，他又招稱受人支使，實由王之寀所教。王之寀還借此向鄭國泰詐取萬金。
朱由校見疏，更加氣憤，下旨稱：“張差瘋癲的情節，原本已經明明白白地招供，王之寀卻故意捏造虛詞，口授逼供，離間宮闈，誣捏多命，罪惡滔天，卻又嚇詐鄭國泰二萬兩白銀，驅逐他的兒子鄭養性，飄泊無居，像這樣貪饕的奸狼，放肆地居於朝廷之上，不是太過分了麼？現在，我姑且免去深究他的罪責，著該撫按追究他的前贓，解部充餉。並將我的聖旨宣付史館，詳載顛末，播告天下。”
朱由校還命即時起用嶽駿聲，並準許天啟初年被逐出北京的鄭養性回京居住。
朱由校這樣做，無非是掩蓋當年鄭貴妃與父皇朱常洛之間的矛盾，維護皇家的尊嚴。
等到1616年6月《三朝要典》修成，王之寀、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被定為“梃擊案”的首犯！
1616年冬，魏忠賢的忠實走狗南京府尹劉誌選公然顛倒黑白，上疏歌頌《三朝要典》，彈劾正直的王之寀、孫慎行、楊漣和左光鬥。劉誌選言該書“頌揚聖德，討伐罪惡，無微不彰，就是拿堯、舜流放四凶，推舉元、愷來比，也不過如此，誠然遊、夏也不能讚一詞。”
劉誌選極力詆毀王之寀、孫慎行、楊漣、左光鬥，而極端讚譽劉廷元、嶽駿聲、黃克纘、徐景濂、範濟世、賈繼春以及傅魁、陳九疇。並說：“慷慨憂患時局，力挽狂瀾於既倒的，是魏廣微，應當恢複他內閣大臣的地位，以繼承五臣的盛事。赤心報國，幫助編成不朽的巨典的，是東廠臣僚，應當增入簡端，以楊一德之休風。”他又說：“對王之寀宜將他正法，孫慎行宜貶去戍邊。”
魏忠賢見到劉誌選的上疏非常高興，於是嶽駿聲等人被越級提升，王之寀被下詔逮捕入獄，判處窩贓銀八千兩，王之寀最終含恨死在獄中。孫慎行也被遣去戍邊。
接著，那些曾經支持王之寀的官員們也輕重不同地遭到廷杖、流放等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