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課 建立監督機製——赫勒定律
有這樣一則笑話：一天晚上，一個人開車經過一個十字路口，此時黃燈已經轉成紅燈。司機心想，反正沒有其他車輛過往，於是，就加速衝了過去，結果被交警攔了下來。
交警問司機：“你沒有看到紅燈嗎？”
司機回答說：“看到了啊！”
交警又問：“既然看到了紅燈，為什麼還闖紅燈啊？”
司機回答說：“因為我沒有看到你呀！”
這則笑話以幽默的方式告訴了人們監督的重要。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自覺遵守規則，所以在製定規則的同時，必須製定相應的監督機製，以確保規則得到有效遵守。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很多重要的十字路口都設有電子眼的原因。
很多員工就像這個笑話中的司機一樣，領導在的時候，就老老實實地遵守規則，努力工作；一旦領導不在，他們就會偷懶。對此，英國管理學家H·赫勒就曾指出，當人們知道自己的工作成績有人檢查的時候，就會更加認真、努力地工作。後人就把H·赫勒的這一觀點命名為“赫勒定律”。
“赫勒定律”提醒管理者：不是每個員工的自律性都那麼強，也不是每個員工都會因擔心受罰就老老實實地遵守規則，而管理者又不可能時時刻刻盯著員工，所以，企業必須建立有效的監督機製，用機製來督促員工努力工作，靠機製來約束員工的不良行為。
莫把規則當兒戲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關於“擦桌子的故事”：
在日本，公司規定，桌子每天必須擦六遍。日本人幹起這件事情來，會不折不扣地執行，每天都會堅持擦六遍。後來，有的日本公司請留學生來做這件事情，在第一天的時候，留學生把桌子了擦六遍；第二天的時候，留學生還是把桌子擦了六遍；但到了第三天的時候，留學生發現，擦五遍與擦六遍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於是，就隻擦了五遍；到了第四天的時候，發現擦四遍與擦五遍也沒有什麼區別，於是，就隻擦了四遍。再到後來，就隻擦三遍、兩遍，直到被老板發現，然後被開除。
這個故事，無非是想用這個故事來說明，外國留學生不如日本人認真、勤奮、誠實等等。在此，不討論這個結論的問題，隻討論這個故事中，該公司老板關於“擦桌子”的規定是否合理、健全。
首先，“桌子要擦六遍”的規定本身是否合理呢？桌子為什麼一定要擦六遍呢？是必須擦六遍才能把桌子擦幹淨嗎？如果是擦六遍才能把桌子擦幹淨，那麼，對每一遍的效果是否都應該有要求呢？因為馬馬虎虎地擦六遍與認認真真地擦六遍，效果肯定不一樣，可以說，馬馬虎虎地擦六遍還不如認認真真地擦五遍幹淨呢。
桌子擦幾遍隻是一個過程，而老板所要的隻不過是一個結果，即幹幹淨淨的桌子。所以說，“桌子擦要六遍”的規定本身就不合理，因為擦桌子的標準不合理。老板應該要求把桌子擦幹淨，至於擦幾遍，那就是執行者的事情了。隻要能夠把桌子擦幹淨，執行者願意擦幾遍就擦幾遍。並且，檢查桌子幹淨的程度比檢查是否擦了六遍更容易。
其次，就算“桌子要擦六遍”的規定本身是合理的，那麼，老板該如何保證每一個日本人都會老老實實地把桌子擦六遍呢？難道所有的日本人都那麼老實？不見得吧。既然不能保證每個日本人都會不折不扣的執行這條規定，那麼，該如何保證在有人隻擦五遍的時候，就能夠及時發現這種“偷懶”行為，而不至於到隻擦四遍、三遍甚至兩遍的時候才發現呢？
所以，在製定“桌子要擦六遍”這一規定的時候，還必須製定相應的監督機製來監督擦桌子的人，可以及時發現“偷懶”行為。讓擦桌子的人知道，一旦偷懶就會立即被發現，從而使擦桌子的人不敢偷懶。
可能有的人就會說，對於這條規定來說，大多數日本人能夠不折不扣地執行，而大多數的留學生卻不能夠不折不扣地執行，這不還是能夠說明留學生的自律性不如日本人高？這也許能夠說明日本人的自律性普遍比留學生高，但不能說明日本人的自律性天生就普遍比留學生高，沒有誰天生就比別人強，日本人這種高度的自律性也是嚴格的製度長期約束的結果。
可以以擦桌子為例做一個設想，在日本公司製定出“桌子要擦六遍”這樣的規定之初，很多日本人也會偷懶，但如果偷懶，一旦被發現就會被開除。慢慢地，越來越多的日本人發現，這樣偷懶代價太高，長此以往，大多數日本人就會不折不扣地執行這條規定。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高度的自律是製度長期約束的結果，製度能夠將不自覺的行為變成自覺的行為，當人們的行為普遍達到自覺的程度時，製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就可以不再用製度去約束人們的行為。這就像一個人骨折之後要綁上石膏一樣，石膏的作用就在於防止骨骼生長錯位，當骨骼愈合，就可以拆掉石膏了。
所以，企業不要寄希望於自己的員工有多麼高的自律性，更不要企求員工天生就有多麼高的自律性。企業絕不能指望僅靠員工的自律，就能夠實現企業的規範化、秩序化與高效化。就算大多數員工能夠做到自律，企業也要製定相應的規則來約束少數人的不自律行為。
此外，一般說來，一個人在既定情形下的自律程度與其所受到的誘惑是成反比的，誘惑越小，其自律程度就越高；誘惑越大，自律程度就越低，並且總有一些誘惑是很多人抵擋不了的。
對此可以做這樣一個實驗：
任意抽出100名官員，當在這100名官員麵前擺放5萬元時，動貪念的人可能隻有10名官員；當擺放50萬的時候，可能就會有20名官員動貪念；當擺放500萬的時候，可能就有40名官員動貪念……隨著錢的數目的遞增，動貪念的官員也會越來越多。當然，也不能否認，不論錢遞增到什麼程度，可能總有那麼幾個人始終不會動貪念。
由此可見，一個人可能不會為五鬥米折腰，那麼，五十鬥米、五百鬥米、五千鬥米呢？一個國家的廉政目標的實現，不可能隻寄希望於那幾個永不動貪念的人，而必須有相關的製度、法紀來防止某些官員把貪念轉變成貪汙行為。
但人們發現，雖然製定了嚴格的法律來懲治貪汙行為，為官者也都知道這些法律的嚴厲性，但為什麼還有一些官員明知故犯呢？問題就出在人們的僥幸心理上，在有些官員看來，並不是“伸手必被捉”，而是“伸手不一定就被捉”。既然如此，那麼懲罰就是被捉之後的事情了，所以，仍舊有些許官員伸出他們的“貪汙之手”。
這就像人人都知道闖紅燈不對，並且也知道闖紅燈之後，如果被交警逮到就會被罰款，但仍舊有那麼多人闖紅燈，問題就出在“如果被逮到”上，如果被逮到就得交罰款，但如果不被逮到，那麼自然就不用交罰款了。就像前麵所講的那個笑話中的司機，他之所以敢闖紅燈，就是他以為旁邊沒有交警。
這也是“擦桌子的故事”中，一些留學生敢於偷懶的原因。一些留學生不如日本人的自律性高，又沒有相應的監督機製來約束他們的這種偷懶行為，於是，他們抱著“偷懶不一定就會被抓到”的僥幸心理而去減少工序。而如果有相應的監督機製像一隻眼睛一樣，在旁邊盯著他們擦桌子，這些留學生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偷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