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小商品是隨市場變動而動的，應變能力強，市場占有率高。溫州打火機目前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超過７０％；嵊州領帶年產量達到２．８億條，占全球領帶銷量的三分之一；海寧年產皮衣１６００萬件，占全國產量的四分之一；蕭山羽絨製品產量也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在２００１年全國５３２種主要工業產品的經濟效益排序中，浙江省有３３６種產品的效益位居前十名，其中２６３種產品的效益位居前三位。
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麵性，小也有小的難處。單個企業勢單力薄，在大市場的風浪中無法獨自應戰。由此，浙江的中小企業從誕生之日起就走向了群落，形成“小企業大協作”、“小資本大集聚”的效應。在同一產業群中，生產者之間從相互模仿開始，生產技能、市場信息等得到快速傳遞，最終使產業群越滾越大。諸暨市大唐鎮有８０００多家家庭企業，卻形成了襪子生產的全流程：１０００家襪子原料廠、３００家縫頭廠、１００家定型廠、３００家包裝廠、２００家配件廠、６００家營銷商、１００家聯運商……一環扣一環，既競爭又合作，將全鎮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襪子工廠：年產襪子４８億雙，產值９０億元。
現在，浙江的特色產業群還出現了跨市縣的大產業區。如以永康市為中心，包括武義縣、縉雲縣在內的五金機械產業區、杭州—紹興—寧波的服裝產業區等等。它們的銷售網絡也大多覆蓋到了海外。在法國的１０萬祖籍溫州的僑胞，如今已經成為浙江貨在歐洲市場上的推銷員。
“百工之鄉”淵源深，“文化基因”起作用，“浙江現象”的背後有文化的因素。原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認為，浙江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靠的是鄧小平理論的指引和黨的改革開放政策；靠的是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就浙江的具體情況來講，其深層原因，還在於浙江悠久的曆史和源遠流長的文化。這種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傳統與當今時代的發展得到了有機結合，形成了“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於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這種“文化基因”，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中，極大地推動了浙江經濟的蓬勃發展。文化與經濟的日益融合，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極大地推動了浙江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浙江經濟的活躍源於人的活躍。浙江是“百工之鄉”。長期以來求生存、求發展的實踐，使浙江人形成了依靠聰明才智和專業技能外出謀生的傳統。這裏曆史上不僅孕育了紹興師爺、“寧波幫”等智慧型的職業群體，也培養出無數能工巧匠，如，東陽木匠、永康鐵匠、青田石雕匠、湖州湖筆匠等等。這些世代相傳的專業技能，加上頭腦靈活、善於經營的個性，構成了浙江特殊的人力資本優勢，使浙江人在資源、資金等並不占優的情況下，在改革開放之初迅速形成千家萬戶外出創業的熱潮。
“義利並重”、“工商皆本”的曆史文化傳統，孕育了浙江人的商業頭腦和務實品性。浙江曆史上的許多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都有注重工商的新思想新觀念。如明代思想家、心學大師王陽明大力提倡“四民平等”，人為士、農、工、商，隻是社會分工不同，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明末啟蒙思想家黃宗羲更是鮮明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與當時正統思想中重農輕商的觀念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觀念和思想，是浙江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集中反映，並成為浙江區域文化的一個特色。正是在這種文化傳統的長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業頭腦和務實的群體性格。
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蕩，塑造了浙江人的創新意識和開放心態：浙江靠山臨海，多樣性的地理環境使浙江人既有山裏人吃苦耐勞、頑強拚搏的硬氣、韌勁，又有大海人心胸開闊、敢於冒險的膽識。近代以來，包括“寧波幫”在內的大批浙江人到海外謀生，使浙江成為重要僑鄉，海外僑胞成了浙江與外來文化交融的紐帶，使浙江人較早、較多地接觸到了外來文化，形成了博采眾長的開放心態。
在改革開放初期，憑借特殊人力資本優勢的浙江人，搶抓機遇，成為市場經濟的啟蒙者。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階段，與時俱進的浙江人正在續寫新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