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的打火機、皮鞋、低壓電器等，台州的摩托，紹興的輕紡，寧波的服裝……早已經走出中國享譽全球。在溫州模式泛化的浙江，“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生產各種商品的小企業無所不在，而且各具特色。
“浙江的民營經濟是‘老百姓經濟’，”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單東在接受采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動力在於民營企業自身而不是政府，它首先是老百姓幹出來的，其次才得到政府的承認和倡導。”
曾經當過溫州縣委書記的溫州經濟研究所所長李丁富，對“老百姓經濟”有著更為直白的解釋：一是說明這種經濟活動參與麵廣，滲透力強；二是它具有很強的民間性，跟傳統意義上的官營經濟有明顯的區別。它出身注定不高貴，就像農村的孩子取名“二狗子”，很隨緣，但它自立性、生命力強，好養活。
（二）沒有最好，隻有最合適
遍布浙江的企業，幾乎全是家族化的中小企業。數據表明，浙江的個體私營企業中，中小企業占總數的９９％。隻有１００萬人口的寧波慈溪市，有２５０００家民營企業，而其中９９．５％是家族製。
耐人尋味的是，這些資本、技術、管理水平等遠遠落後於外資、股份製甚至國有企業的家族企業，為什麼卻比他們更有活力？為什麼看起來落後、低級的企業組織卻效率很高？
楊軼清認為，用最簡潔的語言表述就是兩個字———匹配。沒有最好，隻有最合適。企業組織無所謂優劣，產業層次也沒有絕對的高下之分，關鍵看匹配。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體係裏，成熟的模式並不見得就是效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不匹配。
比如一個典型的浙江民營企業，白手起家時，做的產品是小紐扣、打火機、領帶，在決策時比較保守，實行的是家族製，自己牢牢掌握企業的主動權———這些在許多理論家看來並不怎麼入流的做法，卻是市場最優的選擇。這種製度的安排，是市場力量、民間意誌和本土文化傳統共同搏弈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是在市場環境下創業主體自主自發的選擇，它從源頭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場動物。
顯然，企業規模小就不意味著浙江企業不能產生規模經濟和效應。恰恰相反，通過區域的專業化市場———“小狗經濟”形式，小企業實現生產鏈接，獲得外部規模經濟；或者通過專業化協作進入大龍頭企業主導的價值鏈———在溫州柳市，有多達１２００個協作廠給低壓電器巨頭正泰集團提供零部件。
而作為龍頭企業，則可以通過當地極為豐富的配套資源，將生產要素的競爭外部化，獲取成本和集約優勢。比如正泰集團，９５％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購，而且在經營上一直延續著無利息的“社會負債”式運轉模式，短期占壓供應商貨款。因此，有人評價，與其說是正泰成就了１２００個協作廠，不如說是那１２００個協作廠成就了正泰。不管如何，對正泰集團和１２００家協作廠來說，形成了這樣一條完整的現代產業鏈，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關係中神奇地完成了一次次交換和社會分工。在寧波，９０％的空調配件都可以在當地采購，這也催生了當地２０多家空調生產企業，甚至如海爾、海信等也不遠千裏來寧波采購配件。
浙江的經濟就呈現出這樣一種新的模式：由優勢產業、關聯行業、上下遊協作配套，形成大小業主和諧共生的內部條狀、外部塊狀的特色產業區域。這種教科書上找不到的產業模式在現實中卻所向披靡。這也是“落後、低級”的草根企業、家族企業卻能夠比跨國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三）不容忽視的另一麵
到過溫州、浙江的人都不得不承認，家族企業是浙江的民營企業進行原始積累的一種最有效最匹配的方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的局限和隱憂就可以忽視。
有“中國鞋王”之稱的李忠文，溫州人，曾經以４０００元起家，從１９９４年起，在不到八年的時間裏，在全國擁有了８０家連鎖鞋店，最多時還一度超過１００家，名噪一時，其擁有的百信鞋業總資產也曾達到３０多億元。
然而，２００３年５月，這位曾經的億萬富翁卻在長沙鋃鐺入獄，罪名是涉嫌票據詐騙。據悉，百信鞋業由於資金鏈出現問題導致對供貨商惡意欠款，在商戶再三催促之下開出了空頭支票，這是李忠文倒台的直接原因。而據知情人士稱，李倒台的深層次原因是，其采取的是缺乏製約和規範的家族企業管理模式，這是百信走向失敗的原由。
據悉，在百信中，幾乎所有的核心部門和管理層職位都由李忠文的親戚朋友擔任，但相互之間卻並沒有製衡和監督，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比如，百信配貨中心由李忠文的幾位親戚控製，這些親戚有的趁機大吃回扣，中飽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