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策引導要“有為”
正是浙江各級政府通過政策引導的“有為”，從而使民營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
浙江各級政府順應民營經濟發展的需要，先後出台了許多在全國率先改革的法規和措施，如中國首份（批）個體工商執照和首個關於私營企業的地方性法規，首家實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和首家股份合作製的城市信用社，首個股份合作製企業和首個股份合作製企業的地方性法規等等，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支持、引導民營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
在浙江，許多地方政府都能從實際出發，從“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出發，創造性地製定政策，引導民企發展。這些政策，通過放寬市場準入、放開經營範圍、簡化審批登記手續、鼓勵民營工業企業進入工業園區、減稅、引導民企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包裝上市等一係列措施，使民營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在溫州，政府為鼓勵民營工業企業進入工業園區，出台了一係列優惠政策，使當地這幾年的項目中有８０％進了工業園區。工業園區的建設與發展，對溫州經濟的持續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為進一步規範市場經濟秩序和改善投資環境，溫州市２００３年提出了建設“信用溫州”的要求，並專門製定了相關政策和保障措施，力求提高溫州整體素質和形象。
寧波政府為進一步開放民間投資準入領域，實行了積極的開放型投資準入政策。據介紹，政策規定除涉及國家安全和必須由政府壟斷的領域以及國家明令禁止的行業外，所有其他領域都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入世後凡我國對外資開放的領域先對國內民間資本開放；凡允許民間資本準入的投資領域，在稅收、土地使用、開辦企業、項目審批和銀行貸款等方麵對民間法人和自然人與國有單位一視同仁。此外，這項政策還鼓勵民間投資以獨資、合作、聯營、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經營性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項目建設，民間資本在進入城建、交通、衛生、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行業時，都享有相應的配套扶持政策。
紹興市製定規定，幫助和鼓勵民營企業通過改製上市。在上市前期加大政府的指導力度，各縣都由財政撥款成立了上市辦，上市辦的工作就是專門幫助民營企業改製上市；為民營企業上市提供配套服務，如幫助他們選擇券商等中介機構、組織民營企業家去香港、新加坡等境外資本市場考察等。企業改製過程中遇到的政策障礙，基本上都由政府出麵幫助解決。
當民營經濟發展出現問題時，浙江政府以政策為導向，引導民企良性發展。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溫州出現了低質皮鞋、永嘉虛假廣告、蒼南的假商標印刷、樂清的無證偽劣低壓電器，使溫州產生了信譽危機。溫州政府通過地方立法，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開始全麵整頓，加強質量管理。溫州市政府在外出水陸交通要道設立檢查站，對皮鞋、低壓電器等部分產品出境實行準運證製度，嚴堵假冒偽劣產品流向外地。在此基礎上，進而提出“質量立市”的口號，在全國率先製定“質量立市”地方性法規。１９９２年，溫州市政府繼而提出以質量和品牌為核心的二次創業的戰略目標，引導廣大民營企業樹立質量意識，使溫州貨的聲譽得以恢複和提高。
四、提高服務意識應“有為”
正是浙江各級政府轉變政府職能，不斷提高服務意識的“有為”，扶持民營經濟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與國際接軌，不斷做大做強。
早在１９９７年，浙江省有關職能部門就開始為大力扶植民營企業集團、民營經濟園區、民企著名商標、科技型民營企業服務。省工商局還連續開展了“走千家民營企業、訪萬家個體工商戶”等活動，幫助民企解決實際困難。據介紹，２０００年浙江民營企業集團有１９４家，而到２００１年則躍升至３０１家，其中有１７０家進入全國民營企業５００強。
在政府職能轉變方麵，浙江對政府管理體製進行了改革，通過健全法製、公開政務、改革行政審批製度，優化了投資環境，提高了辦事效率，為民企充分施展才能、放手創業提供了寬鬆的環境。浙江各級政府加速了市場培育，尤其是完善了多種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地產市場和技術市場，按照反歧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透明性原則的要求，給予不同所有製、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經濟主體以平等競爭的機會，降低市場門檻，打破壟斷，讓多種生產要素按邊際效率最大化要求自由流動，為民營經濟營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為保護市場經濟秩序，浙江進行了以誠信為中心的市場經濟秩序建設，通過公平、嚴明的執法，嚴厲打擊坑蒙拐騙、假冒偽劣、損人利己的缺德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