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國的統治者，他必然要求助於除儒家之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別急於想要影響的宗教團體之一是伊斯蘭教。早在唐朝伊斯蘭教就傳到中國，到了忽必烈時代盡管他們正在向西北和東南集中，還是可以在全國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是來自中亞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漢人皈依伊斯蘭教的教徒。忽必烈對回回人執行一種仁慈的政策，因為他們有助於他在中國的統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政府中，從而減少自己對漢人幕僚和官員的依賴。他允許回回人組成實際上自治的社團以回回宗師作為領導，由哈的為他們解釋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區有他們自己的集市、醫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也不禁止他們遵循伊斯蘭教意旨。事實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財政機構擔任重要職位並給予他們特權。他豁免他們常規的賦稅，並且招募他們擔任漢人極少能夠擔任的達魯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並以忠心為宮廷服務作為回報。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來自不花剌的賽典赤·贍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北方一個地區的宣慰使並且以後提升為西南地區雲南行省的平章政事。
另一個團體是佛教徒眾，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早在13世紀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過禪宗的僧侶海雲的教導，但他很快發現中國禪宗太深奧、太超脫，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當一位禪宗大師告訴忽必烈“萬物皆空惟靈僅存”時，看來他對實際事物毫不關心。但藏傳佛教為忽必烈的理想提供一種適用得多的工具。幾十年來吐蕃僧侶在世俗的政治事務中起著積極的作用，比起禪宗僧侶，他們在實際事務中提供了更多的經驗。
吐蕃僧侶八思巴喇嘛（1235年～1280年）證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宮廷中渡過的，通過長期和蒙古人的聯係，他吸收了蒙古的許多價值觀。他還是吐蕃佛教薩斯迦派主要領導人的侄子，1253年忽必烈對薩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中贏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漢地和吐蕃他都給予忽必烈寶貴的支持，因此蒙古君主對他特別友善。他家族的成員和蒙古皇室成員通婚。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擔任新職位國師，在第二年初讓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務。
1264年忽必烈建立總製院管理吐蕃並監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關係，八思巴成為總製院的第一位行政長官。在敵對的佛教派別必裏公派領導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權威受到挑戰，但1267年忽必烈調兵幫助這位年輕的佛教教長恢複了權力。1268年忽必烈的軍隊打垮了持異議者後，他雖然恢複了八思巴的權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為吐蕃的宣慰使來幫助控製吐蕃。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夠通過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出回報。八思巴論述了寺院和國家的地位，並得出政教合一的結論，因此這位吐蕃佛教徒的確在這項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於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薩，並且按佛教傳統歌頌他為宇宙之王。為提高他的派別和皇帝的聯係，八思巴建議在宮廷儀式開始時采用佛教活動。每年陰曆二月十五日組織消滅“惡魔”和保護國家的儀式，並且還在每年的陰曆一月和六月安排音樂、典禮和遊行。佛教僧侶參加這些慶典，從而使忽必烈在他的帝國裏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譽。
反過來，忽必烈給予佛教徒特權和豁免。他在位時，佛教僧侶多年享有免稅；朝廷為建設新的寺廟和修複佛道之爭中損壞的寺廟提供資金；政府還為寺院擁有的工藝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隸。政府的支持、賜賚和豁免使寺廟成為繁榮的經濟中心，這有助於確保佛教僧徒對忽必烈的政策的支持。
道教是忽必烈試圖從中尋求支持和幫助的另一種宗教。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辯論中對佛教的支持使他不為道教所喜愛。然而他為道教馳名的法術所吸引，並承認他們對較低階層群眾有吸引力。因此朝廷為建設道觀提供資金，並向他們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權。一些道教領袖意識到需要與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處，並且首先尋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後他們為忽必烈和他的朝廷演習和道教祭禮有關的祭祀和典禮，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禮——祭泰山。他們願意為忽必烈舉行這些典禮是一種支持的信號，這種支持被傳遞給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統治的前20年中道教徒相對地保持沉寂。
文化交流
忽必烈甚至還尋求獲得中國數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國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協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經到達蒙古宮廷，例如約翰·普蘭諾·加賓尼和魯不魯乞，而且幾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藝人威廉·布涉曾為大汗蒙哥服務過。但忽必烈采取更關切的態度邀請和招募外國基督徒。
馬可·波羅是忽必烈時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這位威尼斯旅行者聲稱於1275年到達中國，他的著作是許多年中歐洲人了解中國的惟一渠道。馬可·波羅的父親尼柯羅·波羅和叔叔馬菲奧·波羅先於他到達中國。這兩位商人於1252年離開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幾年生意，並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達忽必烈的宮廷之前在俄羅斯和中亞旅行。根據馬可·波羅的記敘，忽必烈“麵帶最仁慈的微笑”並且“以很高的禮節接見他們，使他們感到極大的喜悅和歡樂”。在彬彬有禮的交談之後，忽必烈提出他的請求：他要求老波羅們勸說教皇當他們返回中國時，派100位有知識的基督徒同來。他斷言他們可以幫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不過他做出這個請求的主要動機是吸收有學問的人幫助他管理中國領土。由於這種對待宗教的折衷主義，忽必烈不急於使他的百姓轉變為基督徒。但是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統治集團相信，他希望有學問的歐洲人幫助用基督教指導他的人民。
當老波羅兄弟於1269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時，他們麵臨失望。他們很快獲悉，教皇克萊門特四世於一年前去世，他們盡快完成忽必烈的請求和盡快返回中國的計劃受阻。正當他們決定在沒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時，新的教皇被選出了，他們受到接見。但是，他們不能得到所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基督徒。總之，1271年他們向大汗的宮廷出發。在尼柯羅的兒子馬可·波羅陪伴下，他們最終於1275年到達中國。忽必烈肯定對他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人沒有伴隨他們而來感到沮喪，但是他顯然對馬可·波羅的才智有了深刻的印象。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這位大汗派他到中國和東南亞的不同地方去充當這位皇帝的“耳目”，並帶回他所到之處的見聞。
同樣，馬可·波羅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動。馬可·波羅看到的是高居權位的大汗，並以諂媚的詞語描寫他。馬可·波羅把忽必烈評價為“毫無疑問是全世界空前絕後的最偉大的君主”。他較詳細地描述宮廷宴會、新年慶典、忽必烈率領的狩獵和帶鷹出獵，並且報告諸如紙幣、煤及驛站係統等奇特事物，所有這些都會給歐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位年輕的歐洲人和蒙古人打成一片並且明顯地欽佩蒙古人，這肯定讓忽必烈十分滿意。他認為善待這位年輕人對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誘使更多的歐洲人到他的宮廷的話。
忽必烈通過對基督教實行寬容政策進一步吸引歐洲人。他的母親通過籠絡聶思脫裏派設定了這條道路。忽必烈沒有變為基督徒，但是他在宮廷裏任用聶思脫裏教徒。他不限製聶思脫裏教的習俗，而且馬可·波羅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肅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見的教堂。忽必烈還豁免教士的賦稅和兵役。最後，他建立了一個專門的政府機構崇福司監督他國土內的聶思脫裏教牧師。他把兩名聶思脫裏教高級教士派往中東，這是他吸引基督徒的另一跡象。
在1275—1276年，列班騷馬和麻古思離開大都去訪問耶路撒冷的聖地，如果沒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們也許難以通過中國北部和中亞。列班騷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會見並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歐洲人商談結盟。他受到羅馬教皇的接見，並且獲準在巴黎與腓力四世、在波爾多與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見麵。這些會麵並沒有導致有學問的基督徒進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沒有造就和歐洲人的同盟。然而這顯示了元朝朝廷對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員並且歡迎同更大的基督世界接觸。
作為中國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國文化的保護人。如果他想被視為漢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來像一個粗暴簡單的“蠻人”。從最初的年代開始，蒙古的統治者都愛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這種傳統對藝術尤其是對手工業進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棄蒙古式的服飾，以免被蒙古傳統的維護者指責為偏愛漢人。此外，作為大汗，他負有在他的領土範圍之內促進各民族文化的責任。他不能僅僅和中原文化聯係。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經常的警惕又要有間或的變通。
忽必烈對他領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對文化問題所持的態度。需要有適當的文字來記錄他的新政府的國庫、軍事和福利事務。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這些記錄上經驗不足。有實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統治期間蒙古人創造了一種用畏兀兒字母拚寫自己語言的文字。忽必烈最初依靠漢人書記官，他們通常用文言文書寫。但是，忽必烈強迫他們用白話書寫，因為“采納文言文意味著文化上對漢人的屈從”，而且還因為對於學習漢語的蒙古人來說白話更容易理解。大部分宮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書寫的，其中有許多被費力地翻譯成白話漢語。但是畏兀兒體蒙古文不能準確地記錄蒙古語言的語音。另外，它難以準確地記錄漢語，因而不能實現忽必烈推廣官方文字的計劃。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選定的文字幫助統一他的疆域並且確保全麵的統治。他希望超過那個時代他能得到的書麵語言漢字和畏兀兒體蒙古文。作為一個居住著不同民族並且使用著多種語言的帝國的統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種能記錄所有這些不同語言的文字。總之，他渴望在短期內研製出一種通用的文字。但是，他沒有意識到的是，實施一種不為人知的文字是不會馬上被接受的。一種無論多麼精確或者多麼有效的人工設計的文字，將會遇到過分依戀傳統文字的人們的堅決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決定創製一種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創製一種新文字的任務交派給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創製了用藏文41個字母拚寫的蒙古新字。由於文字的方形形狀，八思巴文字有時稱為“方形文字”，在對蒙古語語音的表達上它比畏兀兒語更準確。它還更準確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國中包括漢語在內的其他語言的語音。八思巴文字看來理想地適用於記錄忽必烈帝國中的所有語言，適用於作為通用文字，並且有助於統一蒙古統治下經常對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終稱它為國家文字（國字）。他命令用國字書寫宮廷文件並且建立加速傳播新文字的學校。
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實現，因為這種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納。甚至他自己的官員都違反必須在宮廷文件中采用這種文字的規定。1269年建立的各個學校同樣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樣有效。1272年一位官員的報告表明漢人官僚的孩子和親戚都不學習這種文字。盡管他不斷努力和反複勸告，八思巴字從未取代畏兀兒體蒙古文或漢字。保存下來的八思巴文字實物是很少的，隻在一些印章、銅錢、紙幣、瓷器上和一些敕令及佛經中發現這種文字，而漢字和畏兀兒體蒙古文還保持著優勢。元朝滅亡後這種文字也隨之消失了。
八思巴字的失敗不應該歸咎於它在技術上功能不全。語言學家認為它在發音的準確性和靈活性上是一個奇跡。它顯示朝廷對一種通用文字以及對一種反映那個時代的白話文的書麵文字的關心，但它是官方設計的而且是從上而下強製推行的。忽必烈希望使用八思巴字鼓勵白話文在寫作中的普及。通過強調白話文，他表示他無需遵守士大夫管理政府的原則和方法，這些原則和方法需要使用文言文，並且注重曆史知識對當代政治決策的作用。因此不應對在宮廷文件之外還使用白話文感到奇怪。白話文滲透到元朝文學中，而且白話文和通俗藝術比中國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要繁榮。
在忽必烈時代和以後幾位繼承者統治時期，中國戲劇尤其繁榮昌盛。宋末元初城市的發展為戲劇的興起提供了適當環境，因為它既提供了觀眾又提供了演出所需的資金。如果沒有城市文化以及政府和平民的資助，戲劇就不會繁榮。元代城市的確有不少成為偉大戲劇的溫床。盡管精彩的表演和不少於500部的創作劇目已不複存在，但從那個時代至少保留下來160部戲劇。在許多城市中很快發展出具有幾十座劇場的地區。在以前總是被視為社會賤民的男女演員發現自己處於更值得羨慕的地位，至少在蒙古人統治的早期是如此。因為小品——穿插著唱歌、舞蹈和雜技——是元代戲劇的流派特性，所以被稱為“雜劇”，並使它更易理解，更吸引普通觀眾。大部分戲劇是由專業劇作家以及由於廢除科舉製度而排除在官職之外的漢人文士寫的。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進了戲劇。他們很少進行幹預，劇作者可以設計各種主題不用擔心政府的審查。一種更積極的趨勢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員曾命令在宮廷進行一些劇目的演出。他們看來還充當了一些劇作家的庇護人，他們對白話文的支持方便了劇作家的寫作，因此對元劇的發展作出貢獻。漢人劇作家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是負責的。然而，這種鼓勵（至少不扼殺）元代戲劇的環境，都應歸功於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屬。忽必烈知道在漢人眼中一位好皇帝應該是國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戲劇作為一種正在中國發展的藝術形式應該得到支持。
在小說的發展以及使大批讀物在中國流傳方麵，忽必烈沒起什麼作用，但他的文化和文學政策提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忽必烈強調白話文對於經常描寫低層人物的小說家很有益處。采用白話允許小說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語言模式並表現更大範圍的人物。
朝廷還促進書籍的更廣泛傳播，因此元朝的印刷術保持了宋朝所達到的高水準。①1269年忽必烈建立專門機構，印刷得到了官方資助，又在1286年向學校分配土地，以讓學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書本。印刷業的發展使得書籍更容易得到並且開始形成明清的文學特點。
繪畫是另一種受到宮廷影響的文化形式。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發現繪畫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欣賞繪畫時他們不必去克服難以應付的語言障礙。這位大汗個人的虛榮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對視覺表現有所反應。忽必烈有一張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畫家劉貫道畫出他在狩獵中的形象。他下令把南宋的皇家繪畫收藏運送到大都，在大都幾位漢人鑒定家對這些畫進行分類。宋朝的繪畫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礎，隨著他庇護一些畫家並且得到這些畫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斷增加。一些藝術史學家強調忽必烈和蒙古統治者在中國繪畫上的負麵影響或者缺少影響，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對元朝作出某些肯定。
確實有一些偉大的漢人畫家拒絕受聘或者拒絕與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樣多的畫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護。有些拒絕為外族征服者供職的人變成隱士，而其他對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誠的人則專注於個人事業以掩飾他們對蒙古人的厭惡。繪畫是這樣一種值得注意的職業，從而形成一個和宋朝皇家畫院的官方畫家相區別的稱為業餘畫家的群體。
他們逐漸形成的文人畫派頗具畫家的感情色彩，這自然能使畫家謹慎地表達他們對蒙古人的敵意。例如，鄭思肖（1241年～1318年）是以他的中國蘭花畫著稱的，當“問他為什麼在花根周圍不畫泥土時，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人偷去了”。龔開（1222年～1307年）、錢選（約1235年～1301年）以及其他的畫家也把他們的藝術當作反抗社會的微妙手段。另一方麵，宮廷任用一些偉大的漢人畫家作官。高克恭（1248年～1310年）1312年在刑部得到一個位置；而書法家鮮於樞（1257年～1302年）任職於禦史台和太常寺。通過在政府中擔任掛名職務，忽必烈還資助了許多其他畫家。
忽必烈在畫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趙孟頫（1254年～1322年）。因為趙孟頫是宋朝宗室後裔，他對蒙古人態度的轉變提高了忽必烈在漢人中的威望和合法性。對於那些批評他背棄宋朝而為“北人”服務的人，趙孟頫回答說：每個人根據他所處的時代在世上生活。盡管許多蒙古人懷疑趙孟頫的忠誠，忽必烈任命這位畫家為兵部郎中，趙孟頫以誠心誠意地完成工作對此做出回報。他建議改革驛站服務並且減少漢人的賦稅。在藝術上，他發現在蒙古人的統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他論證說，宋朝宮廷畫院的建立使畫家變得毫無價值，而元朝統治者不幹擾畫家的藝術創造並且讓他們接觸新的主題和新的旋律——例如，畫馬。
忽必烈和蒙古人對手工藝的影響甚至更大。當忽必烈取得中國政權時，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輩的政策，確保對手工業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夠生產他和他的人民珍視並需要的商品。他在工部下建立監視和控製中國手工業者的機構（諸色人匠總管府），並且向手工業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賦稅在內的許多特權，但是對他們的時間或者他們的產品要有相應的征用。毫不奇怪，在忽必烈統治時期技術和美學都取得了進步。因為認識到陶瓷的潛在利潤，朝廷特別促進陶瓷生產。這樣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將剩餘產品與東南亞及中亞進行貿易以得到可觀的利潤。德興、安福、德化、龍泉和景德鎮的窯場位於中國東南並且很容易從這個地區的大港口把瓷器運送到外國。元朝的工匠從蒙古人那裏得到很大的靈活性並且不受宋朝審美準則的約束，可以進行創新，並且試驗生產美麗的陶瓷產品。青花瓷源於蒙古人時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於這個時代。
對中國建築，忽必烈也有間接的影響。他的吐蕃帝師八思巴對吐蕃一座新建的黃金塔有著極深的印象並且得知該建築是由尼波羅國（今尼泊爾）工匠阿尼哥（1244年～1306年）設計的。1265年八思巴帶著這位尼波羅國工匠回到內地並且把他介紹給忽必烈，忽必烈對這位年輕的外國人也頗有良好印象。忽必烈分配給阿尼哥幾項工程。阿尼哥設計了一座佛廟（今白塔寺）、大都一個公園裏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廟宇和上都的寺廟，作為對他的庇護人的回報。顯然對阿尼哥感到滿意，1273年忽必烈提升他為管理手工業者的諸色人匠總管，使他成為中國所有手工業匠人的主管。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同樣為這位外國建築家所陶醉，她為阿尼哥安排了與一位出身顯貴的宋朝皇族後代女性的婚姻。這樣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認可了一位偉大的匠人並對他的努力表示了歡迎和獎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為整體的蒙古人都沒有直接為中國的藝術和手工業做出貢獻。然而他們對藝術的保護是不容置疑的，並且這樣的支持促進了藝術的發展。同樣，通過使藝人和手工業者得到較大自由和靈活性，從而激勵了他們的創新和試驗。他們本身是外族人，願意為漢人藝術引入非漢人的風格和思想。例如，忽必烈對阿尼哥的支持導致在漢地建築中出現西藏和尼泊爾風格。當然忽必烈對漢人和非漢人的一視同仁有助於他的一統天下的主張。
保留蒙古舊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認為中國的君主，但他同時還必須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統治下的非漢人疆域的統治者。過分強調漢人的特點會減損他作為遼闊蒙古疆域的統治者的形象。忽必烈不能讓人覺得他認為漢族文明比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並且必須避免被中國文化所吞沒。最終他製定了用來保護蒙古特性和內部統一的政策。總的來講他不鼓勵蒙古人和漢人之間的親善關係。
忽必烈沒有將自己的政治傾向和漢人的政治傾向混為一談。直到1315年即他去世20年後才重新恢複科舉考試，一度使受過教育的漢人失掉一種過去最普遍最傳統進入官僚階層的途徑。財政管理落入到非漢人手中。整個帝國安置了對官員進行暗中監視的禦史，顯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個朝代更注重控製。同樣，軍隊的地位仿佛要比在傳統的中國朝代中更為重要。一些學者認為蒙古人開創了一個在宮廷增加暴力和野蠻行為的時代，但是這種責備難以證明是有根據的。看來不能說中國傳統中的暴政少於蒙古傳統。鞭笞和酷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時代中突然出現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保留蒙古人的儀式和習慣。他繼續舉行一些傳統的蒙古慶典，並且按照蒙古風俗祭山、祭水和祭樹，用薩滿教士表演傳統的儀式。每年8月，在他離開上都到大都渡過秋天和冬天之前，他舉行灑馬乳的祭祀儀式，據說這樣會保證一年的好運氣。這項祭禮包括奉獻一匹馬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禱，呼喚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後揮灑專門喂養的牝馬的乳汁。以這種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們保佑即將來臨的冬天。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員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帳幕裏並且每天祭供兩頭羊，直到病人康複。在忽必烈參加戰鬥之前，他傾倒馬奶釀成的奠酒，祈求上天幫助他打敗敵人。
忽必烈同樣讚成世俗的蒙古習俗。不像漢人婦女，蒙古婦女沒有纏足的習慣，忽必烈不把這條強迫漢人婦女遵守的限製強加給蒙古婦女。大部分蒙古人繼續穿著他們的民族服裝，並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舉行精心安排的奢侈盛宴，無節製地豪吃狂飲，這使人想起遊牧部落的慶典。在這些盛宴上，賓客大量飲酒。酗酒就是早期蒙古曆史的一部分，並且的確是所有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顯地在忽必烈的統治中繼承下來。
大汗對打獵的迷戀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證明。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忽必烈帶著馴化的獅子、豹和山貓打獵，它們追逐並且經常捕獲野豬、野牛、熊和野驢。他還帶著大約500隻大雕（獵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鳥類。打獵中，由馴鷹人、獵人和士兵組成的大批隨從陪伴著忽必烈。
忽必烈在製訂一項堅持蒙古傳統、接受漢人習慣和力求廣泛性的文化政策上令人欽佩地獲得成功。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態出現在他所麵對的不同人麵前。對於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傳統的一位堅定捍衛者。他參加打獵，和蒙古婦女結婚，並且自覺保護她們的權力。對於漢人，他承擔起藝術的保護人的角色，他資助漢人畫家、製瓷工匠和其他手工業者，並且允許漢人劇作家和小說家自由創作。在其他的領域裏，他對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對在中國的外國工匠的鼓勵和支持，產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義；作為一名疆域超出中國的統治者，這一點毫無疑問地為他增添了光輝。
1279年被證明是忽必烈統治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以前，他在事業中很少經曆失敗。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內的所有的反對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漢人模式為基礎的但不以漢人思想和風格為支配地位的政府。兩個都城上都和大都是良好規劃、實用和美麗的。他精心製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分宗教領袖的讚同。他的軍隊占領了中國的其他地區並且維護了蒙古人對高麗和漠北的控製。他鼓勵創造性的藝術，他招募國內一些最有才華的工匠，為宮廷和貴族階層及對外貿易生產精致的工藝品。他的最明顯的失敗是對日本的半途而廢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過飾非，把這次失敗歸咎於摧毀他的軍隊的可怕的自然災害——風暴。在他統治的前20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務似乎都在平穩地發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後麵隱藏著一些棘手的問題。一些儒家學者不順從蒙古人的統治，隨著南宋合並到元帝國，他們的不滿更加明顯。南方的學者沒有經曆過外族人的統治，相當多的人最終拒絕與蒙古人合作。忽必烈本人在1279年後開始遲鈍。當時他年近七十歲，受到健康問題的折磨。痛風使他苦惱，令他難以行走。
忽必烈麵對的最緊迫問題是財政問題。他的建築工程、他對公共事務的支持以及他的軍事遠征需要的巨額消耗。為了得到必要的資金，忽必烈求助於回回理財大臣阿合馬。在《元史》中把阿合馬劃歸為“奸臣”中的一個，中國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責罵他。根據他自己的辯護，我們應該認識到阿合馬知道對他的評價是根據為宮廷聚斂的稅收額而定。他聚斂的金額越高，他的權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肯定專權納賄，但是必須記住，他的指責者（那些書寫中國曆史的人）是對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員。
從1262年後在中書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馬負責國家的財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記交稅的戶數從1261年的1418499戶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戶。然後他對商人征收更高的賦稅，對新生產的產品實行國家壟斷，並禁止私人生產某些商品。總之，阿合馬的政策對於國庫是有利的。然而中國史料指責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親。他們宣稱他利用新的賦稅和壟斷使自己致富。另外，他們指責他任命回回人為高官顯爵，並且試圖把自己無經驗的、並且可能是不稱職的兒子們安插在官僚機構中有權勢的位置上。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漢人的責備好像不那麼嚴重。把誌趣相投的助手和親戚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馬要克服反對意見和執行他的政策，他必須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確強加沉重的賦稅並提高商品的價格，但是他在宮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說到提升和獎勵的可能性——取決於他滿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個兢兢業業的代理人，這個朝廷對於收入有著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馬的政策激起宮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漢人的反對。忽必烈的儒家幕僚對阿合馬的權力憤恨不滿，並且指責他牟取暴利，還指責他是諂媚小人，辦事奸詐。13世紀70年代後期，皇太子真金顯然加入了反對他的行列。真金反對阿合馬的兒子和親戚得到顯赫位置。1282年四月十日，當忽必烈在他的陪都上都時，一個漢人陰謀小集團把阿合馬從他的家中誘出並將他刺殺。幾天之內，忽必烈返回首都並且處死這個小集團的成員。不過他的漢人幕僚最終使他相信阿合馬的奸詐和腐敗。盡管他們用來反對阿合馬的證據值得懷疑，但是忽必烈確信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將他的屍首掘出吊在一個集市上，然後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馬的屍體。
然而除掉阿合馬沒有解決忽必烈的財政問題。由於他多次發動對日本和東南亞的遠征，在阿合馬死後稅收需求變得更加緊迫。同時，在13世紀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誠的漢人幕僚，包括許衡、姚樞和王鶚；他們都在這個階段去世。他們的去世使得非漢人幕僚有更多的機會影響忽必烈。忽必烈本人的體弱多病與這些麻煩混合在一起，他越來越多地放棄了統治者的責任，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國史料指責另一位稱為奸臣的盧世榮利用忽必烈的困難增大自己的權力。阿合馬死後，盧世榮任中書省左丞，管理財政。和阿合馬一樣，他試圖加大政府的稅收來應付朝廷不斷增長的費用。他試圖以專賣、增加市舶稅、發行更多的紙幣（一種更容易地償還政府債務的方法）以及擢用商人為課稅官員等措施來增加政府的收入。盧世榮的經濟計劃與他的前任理財官員阿合馬一樣引來敵意。漢人指責他牟取暴利、任人唯親以及剝削他的漢人同胞，還指責他迫害、追捕甚至處死競爭者和對手。這些指責的準確性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史料中並沒有說明盧世榮本人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和阿合馬一樣，盧世榮隻是試圖提高極度需要的稅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許多漢人同事的敵視。皇太子又一次成為反對盧世榮的領袖。1285年五月，盧世榮被捕並且在這年年底被處死。盧世榮的死可能除去了一個被漢人視為橫征暴斂的人，但是不能緩和朝廷麵對的財政問題。
除了財政問題之外，忽必烈還麵臨著南宋與其他疆域的經濟統一的困難。如果忽必烈希望實現其他任何經濟和政治目的，中國必須是真正統一的和中央集權的。忽必烈首先釋放被他的軍隊俘虜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爭取江南的漢人。接著他發布以恢複中國南方經濟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奪農田，並建立貯存剩餘穀物的常平倉來保證遇到災害時有足夠的供應。朝廷一般不沒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們的權利基礎，隻是在統治集團的上層增加另一個等級——蒙古統治者。征收的農田稅並不繁重，而且在災年會被免除。鹽、茶、酒和一些商品實行專賣，但是由專賣導致的價格不足是難以負擔的。忽必烈推動南方繁榮的另一個基礎是海上貿易。自身利益肯定是這些政策中的動機因素，因為南方的經濟恢複最終將意味著更大的利潤。
盡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漢人的敵意沒有平息下來，損害著忽必烈的經濟計劃。有好幾次反對蒙古統治的起義，1281年忽必烈的軍隊粉碎了其中的第一次，這是由陳桂龍率領的起義，如果中國曆史學家正確的話，有2萬名造反者被斬首。為了製服福建的另一場更嚴重的造反，朝廷調動了10萬蒙古軍隊。在忽必烈統治結束之前，其他的起義持續不斷。但是大部分抵製蒙古人的漢人不采取這種暴力手段。一些人認為“北人”對中國文明和思想不感興趣，拒絕為蒙古人服務。另一些人找到專門的學術領域追求自己的知識趣味，幹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牽連。這種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喪失他們急需的專門人才，而連續不斷的騷亂迫使他們在南方駐紮軍隊並造成很大的開銷。總而言之，到忽必烈統治的後期，南方並沒有完全統一，而且經濟問題加上政治分裂在這個地區不斷幹擾著元廷。
由於在南方的努力沒有全部成功，忽必烈著手實現滿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因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證這個新城市中穩定的糧食供應，這迫使他從中國南方更富庶的地區運入糧食，因為大都附近的區域不能生長足夠供給大都的糧食。最初忽必烈依靠兩個在征宋戰爭中協助蒙古將軍伯顏的海盜朱清和張瑄沿著中國的東海岸通過海路向北方運送糧食。1282年他們的第一次海運非常成功，超過90%的糧食到達北方，在沿岸的變化莫測的大海中僅損失六條船。大約有四年時間朱清和張瑄獨攬運送極端需要的糧食的海運，因此他們變為“中國南方兩位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人”。但是，13世紀80年代中期，台風和惡劣的氣候條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認識到需要另辟一條替代的運送糧食的途徑。
朝廷決定把大運河延伸到以使船運的糧食可以方便地到達大都。這項工程需要在山東省開鑿135英裏長的從濟寧到臨清的運河；商品可以從臨清通過衛河上轉運到離大都不遠的直沽。這樣，糧食可以從長江直接運送到忽必烈的都城。1289年2月完成了這項擴建，並將這條稱為會通河的運河對船運開放。延長這條運河所需費用極大，大約300萬勞工參加建設（譯者注：實為用工250萬），為此政府花費了巨款。維護也是高成本的，這條運河所需的大量開銷毫無疑問地是13世紀80年代後期煩擾蒙古朝廷的財政問題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13世紀80年代忽必烈在對外事務中總遇到挫折。這些年還給他個人帶來悲劇和不幸。他的愛妻察必於1281年去世，她長期以來一直給予他支持和忠告。察必的兒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繼承人真金於1285年去世。真金被精心地培養成中國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繼承人。真金四十多歲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擊忽必烈並且使宮廷沮喪。為了尋求安慰，他越來越多地轉向酒和食物。過度飲酒，使他的健康成為問題。在他的餘生中，過於肥胖和痛風折磨著他。漢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別沮喪和抑鬱。在1293年～1294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1294年二月十八日，他在宮中去世。
忽必烈統治的成就是顯著的。與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繼續從事軍事征伐。他最輝煌的勝利是征服中國的南宋，把一個人口超過5000萬具有大量財富和資源的領土置於他的控製之下。比起更早的許多次蒙古人的戰爭來，這場戰爭需要更縝密的計劃和後勤，從而確保忽必烈作為蒙古人中一位偉大統帥的地位。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希望使漢人相信他日益漢化的同時，本民族同胞仍對他信任。他設立了進行統治的行政機構，在中原建設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並且為朝廷設計出合適的經濟和政治製度。然而他並未拋棄蒙古傳統，保持著大量的蒙古習俗，在政府和軍隊的關鍵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廢止科舉製度使他不致在政府職位上受製於漢人。盡管在統治的最後十年中麵臨著困難與失誤，忽必烈留給他的繼承者的是一個穩定和大體上繁榮的國家。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二月十八日，忽必烈病逝。在位三十五年，年80歲。有子11人。諡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