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篇 史可法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憲之，號道瞵，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年)生於河南祥符(今開封)一戶中產人家。明末政治家，軍事家，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圍揚州，時刻法堅守防禦，在圍城期間，清攝政王多爾袞勸降，史可法寫了著名的《複多爾袞書》，不卑不亢，流傳萬世。後揚州城破，壯烈就義。
文武全材
史可法的母親尹氏在懷孕時，曾夢見文天祥走進屋內，之後便生下史可法。這種說法雖難免帶有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人們對史可法的無限懷念之情。在人們心中，史可法與文天祥一樣是盡忠報國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祖父史應元鄉試中舉，曾官至黃平(今貴州黃平縣)知州，他是位對老百姓“有惠政”、“月俸外，囊無一錢”的少有清官。史可法出生時，明朝已經逐步走向衰微。明神宗朱翊鈞不理朝政，整日沉湎於酒色之中，他寵信宦官，搞得朝廷內外一片烏煙瘴氣。當時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土地兼並嚴重，再加上水旱蟲災，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周邊各少數民族紛紛崛起，外患頻仍，危機四伏。麵對如此國況，對國運興衰尤為關注的史應元整日憂心忡忡。但當他聽到史可法的第一聲啼哭時，心情大為振奮，臉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史可法的父親史從質，母親尹氏，都體弱多病。史從質一生未應試獵取功名。辭官歸故裏的祖父，眼看兒輩沒多大出息，家道逐漸衰落，便對長孫史可法寄予很大期望。幼年時代的史可法在祖父嚴格督導下，遵循著儒家博通經史的要求，刻苦用功讀書。除了學文以外，史可法繼承先人尚武的傳統，時常練武，從而造就了他的文武雙材。
史可法生性聰穎，少時即有“神童”之稱。他學習異常勤奮，兒時所讀的書是同齡人的幾倍，且能出口成章。他曾自題對聯於書屋：古硯不容留宿墨， 舊瓶隨意插新花。所謂“不容留宿墨”即“今日事今日畢”，其學習刻苦的態度可見一斑。良好的早期教育使史可法性情耿直，孝順父母，立有鴻鵠之誌：努力修身齊家，以便將來治國平天下。
對史可法一生影響最大的是其恩師左光鬥(1575年～1625年)。萬曆四十八年隆冬臘月，年方19歲的史可法在京師附近的一所古寺內研習經史。一天，風雪交加，天氣寒冷，時任北直隸提學的左光鬥帶著隨從微服出行，因躲避風雪而入古寺，見偏房中有一年輕人，因讀書疲困，正伏案而臥，案頭攤著一篇剛草就的文章。作為一府主管教育的長官，他下意識地將文章拿著看看，目下數行，左光鬥不覺眼前一亮：這文章的見識和才華太出眾川及至仔細看畢，為國惜才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他解下自己身上的貂皮袍子，輕輕披在熟睡的青年身上，臨出門又將房門輕輕關上，以免過堂風把年輕人吹涼了。左光鬥向方丈打聽，原來這位二十歲的年輕人名叫史可法，是千裏迢迢從祥符趕來參加府試在此借讀的士子。
府試之時，當堂上點名到史可法時，主考官左光鬥將他仔細打量了一番。一看卷子，果然很好，隨即點為府試第一名。從此，這位年輕秀才，便算是左的門生了。左光鬥將史可法安頓在自己家中食宿，並且月支薪米，給他奉養父母。每當公餘之暇，師生便在書房內談論時局，辯論古今，形同父子。左公總是以忠孝大義勉勵史可法，當談到國家危難時，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情緒激動起來時，他的眼睛竟冒出血來。左光鬥曾不勝感慨地指著史可法對夫人說：“我的幾個兒子都是平庸之輩，將來繼承我誌向和事業就是這個人。”
這時的史可法還未脫盡孩子氣，有次他好奇地偷偷把老師的官服穿著試試，不巧恰被左光鬥碰見了，這下可把史可法嚇了一大跳，可是左光鬥卻笑著說：“沒關係，穿這官服算什麼，你是當宰相的料子!”常言說：伯樂識千裏馬，這個比喻用在左、史的情誼上無疑是恰當的，但卻又是遠不足以表述其深刻內蘊的。
明朝末年，政治腐敗。東林黨與閹黨從政治到經濟都存在尖銳的利益衝突，激烈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閹黨手中有皇帝這張王牌，鬥爭結果必然是東林黨人慘遭鎮壓。
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鎮壓東林黨人的惡浪終於將左光鬥打入了由宦官把持的東、西廠監獄。左光鬥在獄中慘遭炮烙(一種用燒紅的鐵塊來燒烙犯人的酷刑)，命在須臾。在親朋都怕株連，躲得遠遠的不敢作聲的情況下，史可法以五十兩銀子買通獄卒，化裝成一個掏大糞者，冒險闖入布滿著魏忠賢爪牙的獄中。此時左光鬥的麵額已被烙鐵燒得焦爛，連眼睛都已不能睜開，左藤以下筋骨盡脫，正席地倚牆而坐。史可法睹此慘景，跪在老師身旁，抱著老師的膝蓋失聲哭泣起來。左光鬥從哭聲中辨出了來人是誰，奮力用手指撥開眼眶，炯炯的目光直盯著史可法，憤怒地罵道：“沒出息的奴才!這是什麼地方，你居然來了!國事敗壞到如此地步，我已經完了，你竟敢將自己生命看得不值錢，跪到這裏來尋死，天下大事將靠誰來支撐?你不快走，不必等暗探發現和陷害你，我現在就把你打死!”說著便摸地下的刑具要向史可法打去。史可法隻得趕快離開這人間地獄。
這件事對史可法的心靈震撼太大了!連同前麵一件件感人至深的事跡，都永不磨滅地深深銘刻在史可法的心中。老師的教誨、期望以及老師不論身處何境都以國事為重的崇高政治品質，如同燈塔，照亮著他的人生旅程；如同航標，指引著他的人生方向。後來每次提到老師，史可法總是聲淚俱下地說：“吾師的肺肝是鐵石所鑄造的。”我們可以說，史可法的肺肝在相當大的成分上是左光鬥所鑄造的。左公被陷害致死後，史可法用重金買通獄卒，收殮遺骸，使恩師得以安息。家教、幼學、師訓使史可法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將忠、義、節作為自己最大的人生信條。
忠心為國
崇禎的繼位，敲響了魏忠賢一夥的喪鍾。他除客魏，黜閹黨，優恤被害的東林黨人，一時間，瀕臨潰滅的明帝國似乎又出現了一線生機。崇禎元年(1628年)，27歲的史可法殿試中進士。由於殿試是皇帝在殿廷上親發策問的考試，史可法一躍成了名義上的“天子門生”。明清時代錄用官吏是很重進士出身的，仕宦之途在這個27歲的年輕人眼前豁然展現了。禍國殃民的魏忠賢被鏟除．，恩師的沉冤得到昭雪，自己在科場上連戰連捷，這一切對於當時的史可法來說，都是十分愜意的事。此後的事實表明，在史可法的忠君思想中，是揉合著對崇禎皇帝朱由檢感恩圖報的深情的。
史可法在中進士後，被授予西安府推官之職。從此踏上仕途。在崇禎朝從政17年，史可法一直是“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在任職西安府的三年中，史可法賑荒濟民，除奸斬盜，辦事果斷幹練。三年任滿，考察官績，史可法因列為最優等而升遷為京師戶部主事。他在任主事期間勤廉奉公，於崇禎七年再次被擢升為戶部郎中，督管太倉及遼餉，將太倉和遼餉的出入帳目督管得清楚明了，不差絲毫。
崇禎八年(1635年)，陝北的農民發動起義，起義軍渡過黃河，與河南的農民軍彙合，聲勢浩蕩，大舉南下，直搗明王朝的發祥地中都鳳陽(今安徽鳳陽)，崇禎朝廷十分恐懼，但懾於農民起義軍的龐大聲勢，無人敢領命帶兵去設防堵截。此時己任戶部郎中要職的史可法出於對朝廷的耿耿忠心，他情願放棄安閑的京官生涯，去到兵凶戰危的江北地區堵截農民軍。崇禎八年(1635年)秋天，明廷派盧象升總理江北、河南、湖廣等地軍務，大舉圍剿農民軍；而以史可法為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明軍。盧象升和史可法在與農民軍作戰時是頗為凶惡的，可是又都先後壯烈犧牲於抗清戰場上，表現出了崇高的民族氣節。
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以前的三年多的時間裏，史可法率領著不多的明軍在安徽境內為進攻或防禦農民軍而疲於奔命。他不曾與高迎祥、李自成等重要股頭交過鋒，也沒和張獻忠打過大仗，主要是和一些較小股頭的農民軍周旋。一次作戰時，他爭先衝鋒陷陣，連敗農民軍於英山、六合，虜獲農民軍首領順天王。崇禎十一年冬，清軍由牆子嶺、青山關兩路入關，大舉攻明，北京戒嚴。當年臘月，史可法率二千餘人北上赴援。從此以後，便與農民軍脫離接觸。
由於清軍退回關外，史可法在率軍渡過黃河後“奉旨止回”。崇禎十二年(1639年)夏至十四年(1641年)夏，史可法遵照封建禮製，在家守父喪三年，暫時離開了政治舞台。崇禎十四年陰曆九月，史可法的喪服剛除，即被任命為漕運總督，這是一個保障東南地區的大米通過大運河輸送到北京的重要官職。史可法在任上大力興利革弊，成績卓著。整頓漕運之後，史可法又致力於江淮間建立軍事重鎮，以保證關聯七省的漕運暢通無阻。他在轄區內開屯田，招募流亡的百姓，修城牆，訪察賢明人士幫助自己處理軍政事務，終日忙得不亦樂乎。在他的經營下，江淮南北，百姓安居樂業，軍隊衣足糧豐，一派欣欣向榮。崇禎十六年(1643年)陰曆七月，史可法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參預軍機，成為支撐即將坍塌的明帝國的一根棟梁。
回顧這十六年來的曆程，史可法的官運是亨通的。如果換上別的人，恐怕早巳是姬妾成群、家財累萬了。然史可法依舊兩袖清風，經濟上並不富裕，給家中寄錢，最多一次也不過銀五十兩，銀杯一隻。並多次叮囑妻子“可將首飾變賣充用度”，又讓妻子從少量的用度中勻出一部分救助貧苦親戚。崇禎朝內的一些人對他的廉潔表示懷疑，曾在他回家奔父喪時，事先派幾名宦官在涿洲等候，檢查其行囊。使宦官們大為驚奇的是：史可法帶回家的隻有兩個銀杯、扇子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軸而已。這件事情傳到皇帝耳中，一向愛猜疑的崇禎帝感歎萬分，朝中的大臣甚至提出奪情(不等喪滿而強行要史可法出來做官)之議。
節儉自律卻並不妨礙史公對他人的慷慨。服喪期間，史可法路過畫家崔子忠家，順便拜訪，見其已窮得揭不開鍋，身邊別無所贈，就留下自己所乘的馬，步行回家，其對人的恭敬友善可見一斑。
史可法的繼室楊氏見他42歲還沒有子嗣，想要為其娶妾，史可法歎息說：“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堅決不答應。史可法督師時，“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簟(扇子)，冬不裘，寢不解衣。”平日作戰，吃的是粗茶淡飯，睡的是地鋪草墊。軍隊在六安駐紮時，生活較為安定，史可法也絲毫不放鬆，每日至夜不輟，凡事以國家為重，事無巨細皆親自過問，從不敷衍了事。他在士兵麵前總保持精神振作，從不露出半點倦色。然而，將史可法這十六年的一切德行惠政都加起來，也不過說明他是個比乃祖史應元更大的清官而已。如果沒有最後的一年，也就沒有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史可法了。
鞠躬盡瘁
此時的明朝已是千瘡百孔，少數忠臣良將的勵精圖誌已難挽其頹勢。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三月，李自成攻進北京城，崇禎帝知大勢已去，連殺數名妃嬪，並刀劈愛女長平公主，最後自縊於萬歲山腰的一棵老槐樹上。
李自成已經進京十天之後，有關大順軍逼近北京酌消息始傳到南京。史可法聞訊急忙會合南京的大員們，準備勤王。陰曆四月十四日，李自成進入北京、崇禎帝吊死煤山的確息，由明宮中逃出的宦官帶到了南京，問聽此訊，史可法史可法北向痛哭，誓為崇禎複仇。可是，他手中並沒有幾個兵馬，立即大舉北伐是不可能的，當務之急是盡早立君，表示明朝仍然存在，以維係人心，收拾殘局。史可法主張：“非英主不足以定亂”，他和薑曰廣、張慎言、呂大器、高弘圖等東林黨人認為福王朱由崧雖是神宗之孫，按次序固然當立，但此人有七不可：“不孝、虐下，幹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不適合當皇帝，而應當立賢明有德的潞王朱常澇。史可法據此呈上疏議。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卻與閹黨分子阮大铖等認為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同時可有“擁戴之功”，便與擁兵江北地區的明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勾結，將昏庸的福王朱由崧弄到手中，居為奇貨，用兵力作後盾，搶先一步送往南京。形勢所迫，史可法等隻有俯首聽命。五月，福王在南京稱帝，建立了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政權。東林黨雖然在君王擇立問題上受挫，但卻成功地掌握了內閣的權力，其中史可法為內閣首輔，掌握了朝中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