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篇 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滿族愛新覺羅氏，後金(清)的建立者，史稱清太祖，中國曆史上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統帥。公元1583年起，逐步統一建立女真各部，創建八旗製度。公元1616年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西南）即汗位，國號金（史稱後金）。公元1618年起兵反明。公元1625年遷都沈陽。他在滿族的初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清朝建立後，被追尊為太祖。
重用賢能
努爾哈赤出生在一個小部酋長的家裏。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爾，原是元朝斡朵裏萬戶府的萬戶， 1405年應明成祖朱棣的招撫，入京朝貢，封授建州衛指揮使，後掌建州左衛，晉升至右都督。公元1433年，因教授明都指揮僉事裴俊，被阿速江等衛“野人女真”殺死。其子董山是努爾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揮使，後晉升右都督，與叔父凡察分掌建州左衛、建州右衛，成化三年(1467年)以屢掠遼東人畜，被明朝斬殺。建州三衛遭到明軍殘酷征剿。董山的長子脫羅及其子妥義謨，先後襲職，多次進京朝拜明帝，貢獻方物。董山的第三子錫寶齊篇古，是努爾哈赤的四世祖。錫寶齊之子福滿，後被清朝追尊為興祖直皇帝。福滿第四子覺昌安是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氣，生三子，長為努爾哈赤，次為舒爾哈齊，幼為雅爾哈齊。覺昌安是建州左衛枝部酋長，為明都指揮使，人少勢弱，早期依附建州“強酋”親家王杲，也常率領部眾進入撫順馬市貿易，以麻布、糧食易換豬牛，領取撫賞的食鹽、紅布、兀剌等物。公元1574年 ，明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率軍數萬，攻取王杲之寨，殺掠人畜殆盡，覺昌安、塔克世背叛了親家，為明軍向導。萬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圖報父仇，屢掠邊境，李成梁再率大軍出擊，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黨阿海的莽子寨，殺阿台，“杲自是子孫靡孑遺”。覺昌安、塔克世再次為明軍向導，戰亂中被明兵誤殺。噩耗傳來，年方25歲的努爾哈赤本想起兵索報父仇，但勢孤力單，怎能與擁兵百萬的大明“天皇帝”交鋒。無可奈何，努爾哈赤乃諉過於建州左衛圖倫城主尼堪外蘭，指責其唆使明兵殺害父、祖，奏請明臣執送。不料這一要求，竟惹惱了驕橫跋扈的明朝邊將，被視為無理取鬧，一口拒絕，並宣稱要於甲板築城，令尼堪外蘭為“滿洲國主”，因而尼堪外蘭威望大升，“於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甚至連親族子弟也“對神立誓”，欲殺努爾哈赤以歸之，尼堪外蘭則乘機逼努爾哈赤“往附”，儼然以建州國君自居。
公元1583年五月努爾哈赤起兵時，隻有甲十三副部眾三十人。努爾哈赤在關係到一部、一國盛衰興亡的用人問題上，努爾哈赤強調了六項原則：一是必須任用賢人。二為不論親疏門第，公正舉人，“勿論根基，見其心術正大者而薦之。莫拘血緣，見有才者即舉為大臣”。三係不拘一格，用其所長，“有臨陣英勇者，用以治軍。有益於國政之忠良者，用以輔理國政”。四乃舉賢貶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舉不升，則賢者何由而進。不肖者不貶不殺，則不肖者何由而懲”。五是獎懲分明，功必賞，過必罰，“有善行者，雖係仇敵，亦不計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雖親不貫，必殺之”。六為賞賜效勞官將，視其所需，賜與馬、牛、阿哈、食穀、衣服、財帛和妻室。
努爾哈赤還製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國策。對於早年來投、率軍征戰、盡忠效勞的“開國元勳”，如費英東、額亦都、何和裏、扈爾漢、安費揚古等“五大臣”及楊古利、冷格裏等人，給予特別禮遇和優待，賜給大量人畜財帛，任為高官，封授爵職，聯姻婚娶，榮辱與共。當這些功臣出了差錯時，他著重指出“貧時得鐵，猶勝於金”，常以其功而從輕處治。
努爾哈赤重用賢人和厚待功臣，招徠了許多機智忠貞武藝超群的有才之人和猛將謀士，他們獻計獻策，奮勇衝殺，善理國政，自此，女真部逐漸“民殷國富”，國勢日強，軍威大振。這就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為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和壯大後金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另一方麵，在軍事與外務上，努爾哈赤也製定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和具體策略。他采取了“恩威並行，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即以撫為主，以剿相輔的方針。其具體內容有三，一為抗拒者殺，俘獲者為奴。因納殷部七村諸申降後複叛，據城死守，“得後皆殺之”。額赫庫倫部女真拒不降服，努爾哈赤遣兵攻克，斬殺守兵，“獲俘一萬”，滅其國，“地成廢墟”。二是降者編戶，分別編在各個牛錄內，不貶為奴，不奪其財物。原是部長、寨主、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職，編其舊屬人員為牛錄，歸其轄領。三為來歸者獎。對於主動遠道來歸之人，努爾哈赤特別從厚獎賜。當他聽說東海虎爾哈部納喀達部長率領一百戶女真來投時，專遣二百人往迎，到後，“設大宴”，厚賜財物，“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賜役使阿哈十對、乘馬十匹、耕牛十頭”，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對其他隨從人員，亦“俱齊備厚賜之”。這樣就縮小了打擊麵，爭取到許多部長、路長帶領屬人前來歸順。僅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記載，黑龍江、吉林、遼寧女真酋長統眾來歸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統一的進程，減少了不必要的傷亡和損失。還采取了正確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遠，先弱後強，逐步擴大。他積極爭取與蒙古聯盟，盡力避免過早地與明朝發生正麵衝突，直到公元1618年以七大恨誓師伐明以前，沒有受到明軍的征剿，這極大地有利於統一女真事業的順利進行。充分發揮了自己非凡的軍事指揮才幹。他長於用計，重視保密，多謀善斷，議即定，定即行，出兵猶如暴風驟雨，迅不可擋，經常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
統一各部
從明萬曆十一年以遺甲十三副興師起，取圖倫，下巴爾達，斬尼堪外蘭，敗九部聯軍三萬，十年之內統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著，他又滅哈達，並輝發，亡烏拉，降葉赫，取東海女真。三十六年內，統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東海至遼邊，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鮮鴨綠江，同一音語者俱征服”，“諸部始合為一”。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努爾哈赤積極建立國家政權。
公元1587年，努爾哈赤在呼蘭哈達東南加哈河、碩裏加河兩界中的平崗築城三層，“建衙門樓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國政，禁革作亂、竊盜、欺詐，立禁約法製”。
萬曆二十三年，他自稱“女真國建州衛”王子。
萬曆三十三年，他又自稱“建州地方等處國王”、“建州王”、“建州國汗”。與此同時，他命額爾德尼、噶蓋創製滿文，又逐步建立牛錄——八旗製度。
萬曆四十三年，八旗製度正式確立，所有人員皆須編入八旗，一牛錄三百丁，設牛錄額真一員、代子二人、章京四人。五牛錄為一甲喇，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為一旗，置固山額真一、梅勒額真二。八旗人員居住同一地區，互為婚娶，耕田種地，牧馬放羊，采參打獵，遵守國法，納賦服役，聽從汗、貝勒統率，使用滿語滿文。服裝發式亦須一律，婦女不得纏腳，男子皆要剃發留辮。這樣一來，使原先來自不同地區、製度相異、習俗不一的幾十萬女真、蒙古、漢人，在生產力、生產關係、賦役負擔、國家法令、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等等方麵，大體上達到了同樣的水平，舊有的差異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漸形成為一個在經濟條件、語言文字、心理狀態等方麵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
努爾哈赤，於公元1616年正月除夕，在赫圖阿拉舉行開國登基大典，當時他58歲，自稱“承奉天命覆育列國英明汗”(簡稱“英明汗”)，定國號為後金，建元天命。一個轄地數千裏、臣民數十萬的強大的後金國，出現在中國的東北地區。
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聲討明國之過，發軍征明，努爾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責明朝政府欺淩自己和廣大女真的七條大罪。第一恨為明軍“無故生釁於邊外”，殺其祖父覺昌安與父親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違背誓言，“遣兵出邊，護衛葉赫”。第三恨係明臣背誓，指責建州擅殺出邊采參挖礦的漢民，逼令建州送獻十人斬於邊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邊，為葉赫防禦”，使葉赫將其許聘與努爾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轉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驅逐居住柴河、齊拉、法納哈三路耕田種穀的女真，“不容收獲”。第六恨為明帝聽取葉赫讒言，遣人持函，“備書惡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爾哈赤退出已經並吞的哈達地區。“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標，是正義的，是合情合理的，對激勵女真(滿族)奮發圖強，英勇衝殺，反抗明朝政府的壓迫，起了巨大的作用。
壯大實力
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遼東經略楊鎬、薊遼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在遼陽演武場，集合征遼官將，議定分兵四路，北路以原任總兵馬林為主將，西路主將是山海總兵杜鬆，南路由遼東總兵李如柏為主將，東路主將是總兵劉綖。四路兵共八萬八千五百餘人，加上朝鮮兵一萬三千餘及葉赫兵二千，號稱四十七萬，攜帶槍炮數萬，約定分道出邊，三月初二日在二道關會合，集中進攻後金都城赫圖阿拉。努爾哈赤早已探聽到明軍消息。麵臨大軍圍剿、有可能遭到滅門滅族之災的危險形勢，身經百戰的努爾哈赤和八旗子弟，卻鎮靜自若，從容應戰，胸懷保家衛族的決心，誓死殺敵。努爾哈赤顯示了非凡的軍事指揮才幹，采取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發揮所長、克敵之短的正確方針。他強調指出：“恁你幾路來，我隻一路去”，撤回各屯寨士卒，隻留少數兵土防禦南路、東路，八旗勁旅首先迎戰明軍主力西路杜鬆部。建州知悉杜鬆“勇健絕倫”，決定設下埋伏，智勝勇取。當杜鬆領軍二萬餘，日馳百餘裏，趕至渾河時，努爾哈赤已在山林深處埋下精兵，並遣人堵住上遊，使河水突淺，一待杜鬆見水很淺而率軍渡河時，後金軍決堤，河水驟漲，“水深沒肩”，明兵“沒於河者幾千人”。當明軍擁擠過河後，伏兵突起，努爾哈赤帶領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皇太極和八旗大臣，統率八旗勁旅，以兩倍於杜鬆的兵力，勇猛衝殺，三月初一日，於薩爾滸(距赫圖阿拉西一百二十裏，今遼寧撫順東大夥房水庫)迅速消滅了西路明軍，斬殺杜鬆、王宣、趙夢麟三總兵。第二日，努爾哈赤又統軍擊敗北路軍，總兵馬林倉皇逃遁。努爾哈赤坐鎮赫圖阿拉，遣大貝勒代善，率諸貝勒、大臣，領兵迎擊明勇將劉綖的東路軍。當劉綖於三月初四日進至阿布達裏崗距赫圖阿拉約五十裏時，後金軍早已“設伏於山穀”，並遣一明降官，持所得杜鬆的“號矢”(即令箭)，馳至劉營，誘其速進，劉綖中計，匆忙前往，隊不成列，一入伏中，代善揮令八旗勁旅突起衝刺，斬殺劉綖，明軍措手不及，全軍覆滅，朝鮮從征元帥薑弘立率眾降金。明遼東總兵官李如柏知悉兵敗，奉楊鎬命令，倉皇撤退。明軍四路出擊，三路敗沒，四位總兵戰死，陣亡道臣、副總兵、參將、遊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總、把總等官三百一十餘員，兵丁死亡四萬五千八百餘名，丟失馬、騾、駝二萬八千餘匹，遺棄火器大小槍炮二萬件。
公元1619年三月的薩爾滸之戰，使明金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此，後金獲得了主動權，人心振奮，器械充足，戰馬成群，軍威遠揚，而明國則君驚臣恐，官兵畏戰，人畜火器損失巨大，士無守誌，陷入了被動困窘的逆境。
天命四年六月十六日，努爾哈赤乘明攝開原道事的推官鄭之範貪婪昏庸不理防務和總兵馬林鬆懈疏忽，率領大軍輕取遼東軍事要鎮開原，“易如拉朽”，斬殺馬林等官將。七月二十五日又攻克了鐵嶺，後金軍威聲震天下。在軍事進展異常順利的形勢下，努爾哈赤在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采取了一係列有力措施，來鞏固內部、壯大實力、突破包圍，為奪取遼東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