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篇 李鴻章
李鴻章（1823年～1901年），本名銅章，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安徽合肥東鄉（今肥東縣）磨店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進士，同治九年（1870年）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廷外交，軍事和經濟大權，成為洋務派的首領之一，先後創辦了許多的企業，並建立北洋海軍。在主持對外交涉中，他一貫“委屈求全”，妥協投降，與外國侵略者多次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家世背景
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選優貢並奉父命入京應翌年（甲辰）順天鄉試，一舉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進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鳳標、福濟，其房師則為孫鏘鳴。
科舉之路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麵對內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鹹豐五年（1855年）十月率團練收複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複無為、巢縣、含山的戰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裏。七年（1857年），皖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製，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翌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他本人遂於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國藩湘軍大營，充當幕僚。
為國出力
其實，適湘軍三河新敗，需人孔急。因此，曾國藩對於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為積極主動。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氣盛，鋒芒畢露，真要獨當一麵，還需再經一番磨礪。於是，他平時盡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胡林翼、李續賓等方麵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銳氣。至於曾氏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如李愛睡懶覺，曾則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後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講虛誇大言以嘩眾取寵，曾多次正言相誡：待人惟一個“誠”字。每當遇到困難河挫折，曾則大談“挺”經。如此苦心孤詣，使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李鴻章自稱：“我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又說“從前曆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而曾國藩的評價則是：“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 事實的發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緩”，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曾國藩每有大計常猶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鹹豐十年（1860年）秋，師生之間因曾國藩決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家所忌的“絕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隨曾氏，好為“文人大言”，而非將才，曾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願擬稿並“率一幕人往爭”，終至憤而離營。這表明，李此時的戰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後來，經過胡林翼、陳鼐和郭嵩燾等友朋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乃於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
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遊地區已失去最後一支八旗軍主力。在太平軍猛烈攻勢下，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避到已經形同孤島的上海。為了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麵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雇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麵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錢鼎銘先動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紳盼曾國藩如久旱之望雲霓；繼而曉之以利，說上海每月可籌餉六十萬兩，這對時感缺餉的湘軍，不啻是一大誘惑；同時，錢鼎銘還利用其父親錢寶琛是曾國藩和李文安同年的關係，走李鴻章的門路要說動曾國藩。曾國藩最初屬意派曾國荃領兵東援，但曾國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願往。隨後，曾國藩又函請湘軍宿將陳士傑出山，但陳亦以“母老”力辭，曾國藩最後轉商於李鴻章，李欣然應命，於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
招募團練
兩淮地區，民風強悍，尤其是“兵、匪、發、撚”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間紛紛結寨自保圖存。廬州地區的團練武裝，以合肥西鄉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潛山）的張（樹聲、樹珊）、周（盛波、盛傳）、劉（銘傳）三股勢力最大，百裏之內，互為聲援。鹹豐十一年（1861年）夏，西鄉團練頭目得知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安徽人李鴻章在幕中主持機要時，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張樹聲向李鴻章、曾國藩上了一道稟帖，洞陳安徽形勢，並表示了願意投效的決心。曾閱後大為賞識，親筆批示“獨立江北，真祖生也”。由於廬州團練的這些基礎和李鴻章在當地的各種關係，淮軍的組建、招募比較順利。
李鴻章首先通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著，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紮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係。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過後，淮軍最早的部隊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即陸續開赴安慶集訓。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內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這些東鄉團練與西鄉周盛波、周盛傳兄弟的“盛”字營，均屬第二批成軍的淮勇，後由陸路陸續開赴上海）。 首批四營淮軍抵達安慶後，曾國藩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將領加以考察，並親為訂立營製營規。曾國藩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太單薄，還從湘軍各部調兵借將，其中整營撥歸淮軍的有：一、屬於湘軍係統的“春”字營（張遇春）和“濟”字營（李濟元）；二、太平軍降將程學啟“開”字兩營；三、湖南新勇“林”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後到的“熊”字營（陳飛熊）和“垣”字營（馬先槐）；四、曾國藩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的親兵兩營（韓正國、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學啟部“開”字兩營作戰最為凶悍，士卒多係安徽人（丁汝昌當時即在該部）。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14個營頭的建製（每營正勇505人，長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國藩在李鴻章陪同下，檢閱已到達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淮軍正式宣告建軍。隨後，上海士紳花銀18萬兩，雇英國商船7艘，將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由於“濟”字營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滬的淮軍共計13營約9000人。
李鴻章本人於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滬，半月之後，被任命署理江蘇巡撫，十月十二日實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從此隆隆直上”，開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縱橫捭闔的四十年。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並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麵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雇傭軍抵禦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麵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於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頓時令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
鞏固地位
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吳 、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幹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於湘軍幕府，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在軍製上，他從實戰中領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產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製，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雇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采用一係列招降納叛，兼收並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內，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後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餘人。在軍費上，李鴻章采用“關厘分途，以厘濟餉”的政策，以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而以厘金協濟淮軍，隨著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厘卡也層層添設，從而確保了餉源。在對外關係上，李鴻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殺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勝軍鬧事事件，並最終巧妙地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