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篇 曾國藩
曾國藩（1811～1872年）曾國藩，字伯函，號滌生。是中國曆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從湖南雙峰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書生入京赴考，中進士留京師後十年七遷，連升十級，37歲任禮部侍郎，官至二品。緊接著因母喪返鄉，恰逢太平天國巨瀾橫掃湘湖大地，他因勢在家鄉拉起了一支特別的民團湘軍，曆盡艱辛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後曆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居一品，死後被諡“文正”。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轉而為沒落、衰敗，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動蕩年代，由於曾國藩等人的力挽狂瀾，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麵，曾國藩正是這一過渡時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麵產生了令人注目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作用於當時，而且一直延至今日。從而使之成為近代中國最顯赫和最有爭議的曆史人物。
1811年出生於湖南省雙峰縣井字鎮荷葉塘的一個豪門地主家庭。祖輩以農為主，生活較為寬裕。祖父曾玉屏雖少文化，但閱曆豐富；父親曾麟書身為塾師秀才，滿腹經綸，作為長子長孫的曾國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輩的愛撫，他們望子成龍心切，便早早地對曾國藩進行封建倫理教育了。曾國藩6歲時入塾讀書，8歲能讀八股文誦五經，14歲時能讀周禮，史記文選，並參加長沙的童子試，成績俱佳列為優等，可見他自幼天資聰明，勤奮好學。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並與歐陽滄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階。曾國藩剛28歲便考中了進士，從此之後，他一步一階的踏上仕途之路，並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門生。在京十多年間，他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稽察中書科事務，禮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職，曾國藩就是沿著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從文才上看，曾國藩的仕途暢通是與他好學有關，他學習孜孜不倦，苦讀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參加朝考進入庶常館學習後，“日以讀書為業”。勤於求救，不恥下問，博覽曆史，重視理學，還讀了大量的詩詞古文，才華橫溢，滿腹經綸。官吏中如此勤奮好學者實不多見。由於他博覽群書，涉獵文獻，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獨特觀點：如要統治者“內聖外王”，要自如地運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學，認為程朱理學正統於孔孟之道，後君臣應以習之。尤其他曾主張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辦法，涉及吏治與廉潔，選材與用材，物質與財用，兵力與兵法等。他應詔陳述政治主張說：“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起來，將一遇困難，國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員振作起來，又須皇上以身作則。他從理論乃至實踐上都極力標榜封建倫理道德，來維護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從武將上說，他本不具備先決條件，然而正是由於他的步步青雲，得到了皇上與同僚們的青睞，他感皇恩，謝皇意，甘為保主子盡心盡力，表現在為建湘軍嘔心嚦血，精心操勞練出了一支戰鬥力賽過綠營的正規軍，為鎮壓太平天國立下了赫赫戰功，為清王朝西拚東殺，征戰畢生，直至卒死在兩江總督的寶座上。
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對“乾嘉盛世”後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於“士大夫習於憂容苟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風”，“痛恨次骨”。他認為，“吏治之壞，由於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基於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至於關係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已奉公，“漸求整頓，不在於求取速效”。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受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麵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另一方麵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