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篇 康有為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晚號更生或更牲，還自號天遊化人，遊存叟、遊存父等。因是廣東南海縣人，人們尊稱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近代維新派領袖，公元1888年上書言變法。在廣州設萬木草堂，培養梁啟超等。公元1895年發起“公車上書”，後在北京成立保國會，籌劃變法，促成百日維新，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後主張君主立憲。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等
立誌求學
康有為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銀塘鄉，屬於官宦書香世家的後代。高祖康輝，曾誥封榮祿大夫，官拜廣西布政使；曾祖康式鵬，講學於鄉裏，是名聞一方的酸儒；祖父康讚修，擔任過連州教諭，十分推崇程朱理學，在廣東文人中頗有聲望；叔祖康國器，因鎮壓太平天國有功，受命廣西巡撫。到其父親康達初時，家運開始衰敗，僅官至江西的補用知縣。康有為對自己的家世十分自豪，自稱“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為士人，至於吾為二十一世，凡為士人十三世矣”（《康南海自編年譜》後簡稱“年譜”）
作為長子的康有為自幼聰明，5歲時就能背誦唐詩數首。6歲拜師簡鳳儀，係統學習《大學》、《中庸》、《論語》和朱注《孝經》等書，7歲時就已經能寫文章了。康有為學習專心致誌，十分用功，無論多麼難讀的經書，他隻要誦讀幾遍，就能背誦如流。由於康有為讀書過目不忘，頗能強記，悟性又好，故老師十分喜歡他，遠近不少人都知道，在銀塘鄉有位了不起的“神童”。也許是自幼受家庭的影響，也許是經書已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紮根，康有為少年老成，不苟言笑，難怪鄉裏的親友們送給了他一個雅號：“聖人為”。的確，還在孩童時期，康有為就已樹立了遠大誌向。一次，父輩們來到康有為的書房，想了解他的學習情況，有意考一考他的才學。時值屋外柳絮紛飛，有人順口便出“柳成絮”三字，讓康有為答對。小小年紀的康有為不假思索地對以“魚化龍”三字。此對不僅對仗工整貼切，而且也反映出了康有為的宏大誌向，難怪當時父輩中就有人歎曰：“此子非池中物。”
19歲這一年，是康有為人生的重要轉折時期，一是祖父的去世，庇蔭康有為的最後一棵大樹倒了，他開始完全獨立地闖蕩人生；二是這一年康有為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娶張氏為妻；三是從這年起，康有為決心“謝絕科舉之文，土芥富貴之事”，轉治經世致用之學，投學粵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門下，“以聖賢為必可期”，“以天下為必可為”。
康有為的思想漸漸清晰了，他決心“舍棄考據貼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誌”。在這以後，康有為除了反複研讀《周禮》、《王製》、《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典籍外，還開始研究西學，“既而得《西國近事彙編》、一李回（圭）《環遊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年譜）。這無疑對康有為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李圭所著《環遊地球新錄》，深深地吸引了康有為，書中所描寫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異境頓開，產生了走出國門去看一看的念頭。
1879年底，康有為興致勃勃地來到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親眼看到了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年譜）。在香港，他還參觀了賽珍會（博覽會），看了歐洲戲和馬戲團的表演，心靈深處的封建文化積澱開始發生動搖，感到西方的資本主義製度確實優於古老腐朽的封建製度。於是康有為開始萌發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念頭。
從香港回來後，康有為學習更加勤勉了。據說當時他每天早上抱一批書，往桌子上一放，右手拿著一把鋒利的鐵錐子，猛力向下一紮，錐穿兩本書，就讀兩本書，錐穿三本書，就讀三本書，每天不讀完這“一錐書”，決不休息。以至於後來他由長期坐著讀書，缺乏身體運動，影響了血脈流通，臀部長“核刺”，多年一直流水淋漓，給他帶來很大痛苦。1882年五月，康有為第一次來到北京應試（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應試和以後的各次應試，均是在康有為長輩們的強迫下參加的）。此行盡管沒有及第，但卻使他增長了許多見識。他遊曆了祖國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說當時康有為從上海江南製造總局一下購走西學譯著達3000餘冊，為當時該局售書總額的四分之一強。回到家後，康有為更加發奮攻讀西方書籍。凡西方的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以及各國史誌，諸人遊記，耶穌教義等無所不讀，當時康有為就是這樣饑不擇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從西方找到救國富民的良藥。經過長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觸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資本主義製度的繁盛以後，他與其他先進的中國人樣，認識到這樣的道理：“要救中國，隻有維新，要維新，隻有學外國。”同時，康有為又從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戰鬥的武器。
公元1890年初春，康有為在廣州會見了今文經學家廖平，受到很大啟發，覺得今文經學的“三統說”和“三世說”，就是可以通經致用“微言大義”。康有為認為，陸、王心學雖“直捷明達，活潑，有用”，但不及今文經學“靈活”；佛教哲學雖講“慈悲普渡”，但“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於是在廖平的啟發引導下，康有為徹底完成了由古文經學到今文經學的轉變，並且很快完成了著名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從而正式奠定了他維新變法運動的理論體係。
投身變法
對世界的認識明確了，出於拯救中國的曆史責任感，康有為猶如一名衝鋒陷陣的戰士，義無反顧地向窮途末路的封建勢力發起了進攻。他創辦學堂，傳播變法圖強思想，為維新運動培養幹部骨幹；他多次冒死上疏光緒，呼籲治定國是，立即變法，其呐喊之烈，震耳發聵；他積極為推行變法而奔走，辦報紙、組學會，為了變法維新事業，不惜流亡國外16年創辦“萬木草堂”。
康有為非常重視教育事業，他把開辦學堂，培養人才，作為進行維新運動、拯救中國的重要手段。他感到，在一個民智未開，人才奇缺的國家，要從事維新變法，改造社會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都必然要伴隨一場大的文化教育運動，思想解放運動。公元1890年春，康有為舉家遷往廣州，居住在祖傳老屋“雲衢書屋”，開始了傳道授業的生活。
康有為辦學的招生辦法很特別，他不舉行一般的人學考試，而是舉行“麵試”。考生無論年齡大小、學力高低，隻要能通過康有為的“麵試”就可以人學。“麵試”時，康有為同應試者進行嚴肅認真的談話。通常是康有為主動向應試者介紹自己的政治學術思想，猛烈抨擊漢學、宋學和八股訓詁詞章，指責教育界的積弊，宣傳孔子改製等一套新說。凡能接受他這驚世駭俗之論的，即予錄取。正是通過這種獨特的“入學考試”，在康有為周圍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於他學說和事業的門生。
康有為的開門弟子是陳千秋。陳千秋當時就讀於廣州五大書院之首的學海堂的高材生，是一名頗有愛國熱情的青年。他十分仰慕康有為敢於冒死上書皇帝，請求變法的大無畏精神，故特登門求教。很快，陳千秋就被康有為的思想和博學所征眼。於是他退出學海堂，正式科拜康有為做自己的老師。經陳千秋的介紹，梁啟超成了康有為的第二名學生。當時梁啟超的身份比康有為高，與生活坎坷的康有為相比，梁啟超真可謂是春風得意。8歲學詩文，12歲補博士弟子員，成為少年秀才，17歲中舉。但他在聽了康有為的獨到見解後，毅然決定放棄舉人之尊，拜倒在一個前生的腳下受業。也許正因為梁啟超有如此務實的膽魄，才使他在曆史上成了與康有為齊名的偉人。隨後，不少有誌青年如徐勤等聞風而至，學生人數驟增至20餘人，雲衢書屋顯然無法容納了。1891年春，康有為便將學堂遷入長興裏邱氏書屋（今廣州中山4路長興裏3號）這是一座前後三進的大院，大廳寬敞明亮，是個理想的辦學講課之地。長興學會，這個培養維新變法人才的第一個搖籃就這樣誕生了。1893年冬，隨著辦學規模的擴大，學堂又遷至廣府學宮文昌殿後的仰高祠。康有為正式給學堂命名為“萬木草堂”，其意以樹人如樹木，寓培植萬木，為國棟梁之意。“萬木草堂”的建立。標誌著康有為教育救國的實踐進入了新時期。萬木草堂在辦學方針上，注重了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在整個教育過程中，康有為經常鼓勵學生，要仿效勇於獻身國家富強的先輩，培養救國救民的使命感，責任感。在講課時，康有為精神十分飽滿，旁征博引，貫通中外古今，一講就是半天，其聲音之宏亮，如獅子吼，如黃河流，誠可謂誨人不倦的一代師表。學生們從康有為身上，直接學到了濟世救民新一代知識分子的風範。智育方麵，康有為主張以孔學為中心，通過這些教育，為維新變法製造輿論和奠定知識基礎。同時，康有為也很強調經世致用。當時所開設的有關經世致用的課程有：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實用學和群學。康有為希望通過中外曆史的分析總結，以作為維新變法的參考。康有為還很重視西學，他要求學生學習泰西哲學，萬國史學，研究萬國政治，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及其自然科學。康有為規定，他的學生要讀西洋譯述百數種，以此來打開學生的眼界，架起向西方學習的橋梁，從而為國內的維新變法服務。為了培養學生具有健康的精神和體魄，萬木草堂還首創了音樂舞蹈、體操、射擊等課程，注意學生的全麵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