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命論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十二月下旬，梁啟超同蔣方震、丁文江等啟程赴歐洲，遊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國20多個名城。到秋冬間，梁啟超在巴黎寫成《歐遊心影錄》。次年3月，自歐洲歸國，專門從事文化教育事業。此後，除在天津南開大學、北京清華學校任課和在各地巡回講演外，以全力從事學術著作。《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曆史研究法》、《大乘起信論考證》、《梁任公學術講演集》、《陶淵明》、《朱舜水先生年譜》等相繼出版。1925年 九月，正式就聘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在清華時期，寫成了《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儒家哲學》、《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等書。1927年六月，脫離清華研究院。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平協和醫院。
文學革命論及其創作實踐 梁啟超的文學革命論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關係。隨著改良運動的發展，他提出了一係列的文學革命論。他所謂革命就是改良。一 詩界革命。在戊戌維新變法前一兩年，梁啟超和夏曾佑、譚嗣同曾試作“新詩”，反映了對新思想、新知識的要求。後來梁啟超在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中，登載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許多詩篇，並不斷發出了“詩界革命”的呼聲。他的“論詩宗旨大略”已見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記》，而充分的論述則見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新民叢報》第四號開始連載的《飲冰室詩話》。他說：“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批判“以滿紙堆積新名詞”的作法，重申“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主張，但亦不絕對排斥新名詞。這是詩界革命論的一個發展，也是近代進步詩歌的一個概括和理想。他認為“近世詩人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又說：“吾重公度詩，謂其意境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他所謂新意境，實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識的內容。所以他又主張“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風格，熔鑄之以入我詩，然後可為此道開一新天地”。後來梁啟超於《新小說》中登載《雜歌謠》，形式語言都趨向通俗化，又讚許其與音樂結合，使之能歌唱，似傳統樂府詩而有新麵貌新精神，發揮詩歌的社會教育作用，這是詩界革命又一重要內容。二小說界革命。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新小說》創刊號上，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極力強調小說與改良社會的關係，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這是因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的緣故。他認為文學有“移人”即改變人們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所以他說:“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他又具體指出，小說有熏、浸、刺、提四種力量，這是小說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說所以成為改良社會的關鍵的原因。他認為當時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盜賊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從小說來的。所以他說:“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這篇論文，對晚清小說理論的探討、創作的繁榮以及古典小說的研究評價，起了積極的作用。三文界革命。“文界革命”與“詩界革命”同時在上述《日記》提出，也起點於歐西文化思想的輸入，這是內容的革新。後在《新民叢報》第一號“紹介新著”欄介紹嚴複譯英國斯密亞丹《原富》時指出，“歐美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張對“學理邃賾之書”，應“以洗暢銳達之筆行之”，就是改古文體為通俗文體。《新小說》第七號“附錄”欄開始連載《小說叢話》，梁啟超所撰的第一條說：“文學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他回顧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認為：“中國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語”，“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數千年稱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韓、柳之文“在文學史上有價值者幾何”？進一步指出，“自宋以後，實為祖國文學之一大進化”，就是由於“俗語文學大發達故”。又說:“宋後俗語文學有兩大派，其一為儒家、禪宗之語錄，其二則小說也。小說者，決非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則此體非徒小說家當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見他在20世紀初已有中國白話文學史、俗文學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話文的主張。不過當時他又認為“自語言文字相去愈遠，今欲為此，誠非易易，吾曾試驗，吾最知之”。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從理論到實踐，他們還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曆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