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對山姆大叔的建言 需要一個正確的觀察角度
顯然，美國在看待中國問題上需要一個新的觀察角度，即中國政府在過去30多年間領導了一場旨在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革命，而在這方麵，美國社會普遍存在著一種低估這種發展的傾向。中國是占世界上1/5人口的國家，然而，她所得到的重視程度卻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新的觀察角度應該是，中國在過去200多年的近現代曆史上第一次進入全球主流，盡管中國在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非同尋常，但她仍然是一個窮國。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民主仍然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亞洲國家是在中國目前這種生活水平狀況下享受民主的。韓國也隻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采納了民主體製的，而當時的韓國要比現在的中國還富得多。
當然也有例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印度。但是從印度與中國相比較來判斷，民主製度並不能作為衡量人權進步的唯一標準，印度在經濟發展、貧窮、平等、教育和衛生等方麵的表現遠比中國差。換句話說，民主可能是人們期望的，但曆史地看，在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民主卻很少見。
但無論如何，1978年以來中國進行的這場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應當說喚起了中國人的足夠尊重，甚至崇敬。試想一下，世界曆史上是否有過在如此人口眾多的國家取得這麼了不起的經濟成就。在當今時代，隻有中國台灣和韓國才有過這樣的速度。現在，有好幾億中國普通老百姓生活已大大改變，他們在很短時期內擺脫了長期以來的貧窮狀況。
從一個更寬廣的曆史觀點看，過去30多年來中國改革大概是世界上所能發生的最好情況。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中國較之其它如印度、俄羅斯和印度尼西亞等一些大國來說要成功得多的這一事實。在美國普遍存在著一種低估中國實現這種發展難度的傾向，他們認為中國的變革是在西方之後進行的，自然這種變革要容易得多，創新性也要少得多。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時代，冷戰結束了，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再加上其精湛的經濟表現，這些都導致出現了一個嶄新的美國。但是21世紀以來，尤其是“9.11”以來，美國經濟實力正在悄然發生逆轉，由於全球一體化和中國的強勢崛起，美國經濟一直在大規模地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向中國方麵轉移，這一轉移過程還在進行式，還沒有完，在未來一二十年內將對美國產業繼續產生重大影響。自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世界普遍對美國經濟信心不足，美元一直在不斷下跌。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美國的應對方式，凸顯了美國對21世紀現實世界形勢的置若罔聞。美國仍然以世界霸權和美國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向全世界，當然也包括向崛起的中國，擺出一副擁有特殊道德體係的姿態。但可悲的是，這種傲物視人的姿態和言論卻與美國真實世界地位背道而馳。在中國問題上，美國沒有意識到它如今已不具備脅迫中國的實力。美國也許能懲罰緬甸政權，甚至懲罰比緬甸大得多也強得多的伊朗，但它對中國這麼做的代價可能是經濟的混亂，是兩個世界最大國家的衝撞，如果矛盾激化的話，將意味著軍事對抗。現實世界許多弱小的國家在遭受美國的評頭論足、指使，甚至動輒動武的做法尚且反感，更遑論如今它不斷高壓的是一個強大的從來都有著自身東方價值觀的中國。因此，如果美國力量不能迫使中國對你言聽計從，那麼美國就須在尊重中國的前提下與之保持平等交往。
由於美國對中國看法不合時宜，現在是改變對中國想法的時候了。當今，美國分為兩派：一方認為遏製中國崛起，另一方卻持相反意見。反對中國崛起通常都是政要，尤其是美國國會，那裏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為實現各自利益爭相展開遊說的政治中心。長期以來，反華政治勢力始終將國會作為政治遊說的重點目標，國會也因此成為在對華關係問題上不斷“製造麻煩”的地方。他們恐怕中國低廉的工資令美國國內工人有失業危機，以及中國強大的經濟會逐漸演變為對美國軍事和政治上的威脅。另一方則是公司總裁，其中像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鼓勵讓中國自由發展，並認為中國若能在國際商貿中更有勢力，它會更遵守規矩。反過來，若限製中國發展，隻會事與願違，自招惡果。例如，西方國家以貿易保護法限製中國發展，隻會導致兩敗俱傷及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惡果。再者，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人，若美國抵製中國，很可能美國自身經濟也會受到重創。因此，一個經濟上的競爭對手不應以類似軍事的手法來加以對付，這樣做損人又不利己。美國和中國隻有同時發展，其他貿易夥伴也會同時受惠。美國應該更務實地對待中國，世界貿易及金融規則、環境保護、貨幣管製、勞工保障標準、能源政策、資料保障等，都應隨著中國崛起而做出相應改變。過去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一直處於無話語權或少話語權狀態，隨著中國崛起，美國必須考慮並糾正一個崛起的強大的中國和現在仍然擁有的微弱的話語權現狀極不匹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