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對山姆大叔的建言 考驗美國包容度
中美的再度不信任發生在最新的美國債務危機和全球金融動蕩的陰影時期。同年，中國一舉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東亞第一大經濟體，並繼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成為對其貢獻最大的國家。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塑造能力在穩步提升。
中美關係在小布什第二任內處“曆史最好時期”，奧巴馬2009年上台伊始也是“高開高走”。不管是否將對方視為“真朋友”，雙方至少能維持表麵上的“和合”局麵、不相互拆台。然而，2011年情勢有陡然逆轉，兩國不論在雙邊經貿、安全，還是在地區或全球問題上，都陷入了糟糕境地。兩國小心累積數年的互信之柱轟然倒塌。
雙方關係的惡化在東亞地區體現得最為明顯。在這裏，華盛頓利用周邊國家對中國權力增長的憂慮，高調宣布“重返亞洲”。在經曆了一場金融危機後，中國相對美國實力的大幅成長也讓後者憂心忡忡，隨著美國逐漸步出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的泥潭，奧巴馬政府開始騰出手來對付中國。華府意圖在於，一方麵抑製“北京日益膨脹的自信”，削弱其影響力，另一方麵借以穩固美國在這一蓬勃發展地區的地位和利益。從朝鮮半島到南太平洋，華盛頓對北京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淩厲攻勢，包括宣稱南海爭端的解決“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批準64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對東京保證釣魚島“屬於規定美國對日防衛義務的《日美安保條約》第5條的適用對象”，在朝核問題上邊緣化中國，並在中國周邊頻繁軍事演習等，直擊中國的東部海域軟肋。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是尋求一種更開放、包容的政治和安全框架，力圖將中國容納進來，使之成為區域體係內負責任的大國，而是處處提防、限製其權力和影響力的拓展，這種政策不僅難以持續，而且相當危險。它將使區域治理結構難以順利演化，由於區域彌漫著不滿和不安，衝突陰影始終難以消散，一體化自然成了奢談。
但權力結構的變遷並不必然導致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迎頭相撞的政治悲劇，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種事實，不容回避，這無疑將考驗美國包容度。缺乏開明的製度設計去緩衝相互間的摩擦，以及被過分放大的恐懼才是問題的罪魁禍首。不論是美國，還是東亞國家，也都無法繼續安睡在美國一國所主導的政治和安全框架內，並安然自得地將消除中國的區域影響力作為他們本國未來的政策選擇。原因在於，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種不爭的事實，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願意不願意，這個趨勢不容回避。但“和平崛起”遠遠不是僅崛起方的中國一國所能承諾和實現的，若沒有全球和區域各國共同營造氛圍，特別是美國的通力合作相助，最終“和平崛起”隻會淪為空泛的政治口號。因之，它應該是共同追求的目標。在人類高度相互依賴的今天，這點尤其值得強調。
中美的地位決定了它們間的互動，無論是對區域還是對全球，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但兩國關係的改善，首要的挑戰在亞洲。這不僅是由兩國在這一地區生死攸關的利益決定的，更是隨著全球權力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東移過程中亞洲地位的迅速提升決定的。
從二戰以來，美國已經習慣了自身處於世界中心位置，它分別與亞洲各國發展出親疏有別的雙邊關係，這與在歐洲青睞多邊機製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於中美戰略關係遠低於美日、美韓等雙邊同盟關係，這就導致其不時受製於亞洲地區形勢出現震蕩波動。這種模式很顯然有待變革，隻有中美解決他們在亞洲地區權力的重新結構化問題，兩國關係的發展才會順暢。
中國向來無意顛覆世界秩序。從國際舞台的邊緣走向中央，實際上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相互適應、相互影響的進程。中國以積極姿態參與現有規則的調整，努力使之更加適應變化了的現實，煥發新的活力。中國一再強調，新遊戲規則需要更多的平等協商，尤其需要強化用和平手段解決危機的意誌。然而，作為現有國際規則的製定者的美國，卻尚未找到讓度的勇氣，它動輒習慣於采用霸權時代的手段來解決問題。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如此行事非但不能減少麻煩，恰恰給未來留下的是更多隱患。基辛格博士認為，和中國打交道將成為美國的一大挑戰。應對這種挑戰，重要的是能否真心實意地接納中國成為規則調整的參與者，認認真真傾聽中國的看法和建議。要求不算高，對美國人來說是否的確很難？
美國應努力理解今日的中國就像一條從沉睡中忽然醒來的龍，盡管有國家不斷冒犯它，但它沒有怒氣，而是宣布要和平崛起。這種好脾性部分來自北京對自身國力現狀的清醒認識，同時也表明了中國支持美國自二戰以來一直頌揚的“國家的繁榮不必通過軍事征服獲得，經貿融合才是通往增長的穩妥之路”的觀點。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作為當今世界秩序的主要設計者的美國，卻沒有一個人提出美中關係的全麵新戰略，更別說實踐了。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缺乏一種連貫性，這給中國的決策者造成一種印象：美國熱衷於遏製中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