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告訴你她的名字
我不想告訴你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訴你她的故事。不想告訴你她的名字，是因為某種承諾。但是故事肯定是真實的。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暫時稱她為小榮吧。
幾年前，我曾去北大荒采訪，尋訪那些被遺忘在荒原裏的老知青。舉世矚目的中國知青運動，上世紀70年代開始衰落。戰鬥在北大荒的50萬知青勝利大逃亡，陸續回到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隻有百分這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當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經曆受到人們敬重的時候，而留在親大荒的知青還在默默地過著艱辛的日子。當“知青飯店”、“北大荒餐館”成為城裏人最時髦的去處時，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坐在自家的土炕上喝著自己釀造的苦酒。他們漸漸被人們遺忘了，甚至也被自己遺忘了。有時衣錦還鄉的老知青受到農場前呼後擁的歡迎，他們卻躲得遠遠的，不想和老戰友見麵。他們的心裏真的很苦。
不知為什麼，每次參加城裏知青的集會，我總會想起他們。作為一個曾信誓旦旦“紮根邊疆”如今卻在城裏幸福生活的老知青，我覺得欠他們一份情，欠他們一份債。於是我悄悄地離開喧囂的城市，又走進這片曾灑下我青春汗水和淚水的土地。也許我隻有為留在這裏的戰友寫點什麼，我的靈魂才能安寧。
這是一次艱難的采訪。三十多年前，北大荒的知青就像開遍原野的山花，隨處可見，到處可采。可是現在尋找一個老知青，就像采一棵人參一樣艱難。我到了黑龍江農墾總局，也到了十多個農場，誰也說不清楚，現在還有多少知青留在了北大荒。有的名在人不在，有的名在人在，卻不想接受我的采訪。小榮就屬於後者。
那一天，我風塵仆仆地來到三江平原腹地的一個農場，這是1958年王震將軍帶領10萬轉業官兵最早創建的大型國營農場之一。從1963年開始就有知識青年來這裏屯墾戍邊，到70年代初，這裏的知青達２萬多人。農場宣傳部張部長說，現在還有知青大概不到百人了。他說，我認識一位女知青，是你們哈爾濱老鄉，經曆坎坷，在生產隊當老師。明天我領你去采訪。我說，最好先打個電話，否則到時找不著她，張部長說，沒問題。
第二天，場裏派了一台吉普車送我們去小榮所在的生產隊。北大荒無垠的原野讓人心醉，我們的吉普車像快艇一樣在綠海裏航行。景色依舊，然而農場的境況已今非昔比了。農場已劃分為若幹個家庭農場，顯示出新的活力，但由於糧食價格不合理等問題，農場的經濟還麵臨許多困難。半軍事化的烏托邦式的田原詩已成為遙遠的回憶。一個小時後，我們趕到了小榮所在的分場，領導說，已給生產隊打過電話，小榮在隊裏等你們哪。10分鍾後我們趕到生產隊，曾是小榮學生的隊長說，我已通知她了，讓她在家等著。可是家裏外頭都找不到小榮。
張部長突然想起，剛才我們來的路上好像有兩個女的正往分場走，其中有一個可能是小榮。說著他領著司機開車回頭去追。不一會兒，張部長把小榮“抓”了回來。原來小榮有意回避我們，她聽說我們要到隊裏來就往分場跑，走到路上發現後麵有車來了，馬上鑽到路旁深溝的蒿草裏。張部長把車停在路旁，大聲地喊：“出來吧，我都看見你了！”張部長在分場當過副書記，管過教育，和她很熟。小榮從草叢裏出來說：“我哪還像個知青，沒臉去見作家！”張部長說：“作家也是老知青，大老遠來看你，怎麼能不見呢！”就這樣，張部長用車把她拉了回來。
在小榮和我握手的時刻，她淚眼蒙蒙，我也不禁一陣心酸。歲月給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跡，她的穿著和形象與村婦無疑，臉色黑黑的，皺紋深深的，頭發像荒草一樣淩亂，對她來說“知青”隻是一個曆史概念而已。
“你原來是哪個學校的？”“你是哪年下鄉的？”“下鄉在哪個團？”
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樣，隻要嘮起這幾個話題，馬上成了無所不談的老朋友。在掛滿灰塵的生產隊辦公室，不一會兒，小榮就和我談起她從不願意對別人說起的故事：
“我是66屆初中畢業生，1968年11月下鄉的。當時也是豪情滿懷的，是一路上唱著歌來的，和電影《軍墾戰歌》的情景一樣。可是一到農場就傻眼了，什麼兵團。和農村也沒啥兩樣，都是一片大雪覆蓋的土房，一點生氣都沒有。來到連隊第二天就下地幹活，是在雪裏扒苞米，又冷又累，幹了一天還看不到地頭，我坐在地裏就哭，鼻涕一把淚一把的，都凍在了臉上。後來我就當炊事員，天不亮就起來做飯，大冬天到井沿挑水，一氣要挑十幾桃，開始一步三晃，肩膀都壓腫了，後來挑水也不覺累了。以後我又到豬號當飼養員，這也是個又髒又累的活，又是挑豬食，又是起圈，一天也是緊忙活。到了豬下崽時整夜守著，有時把小豬摟在自己懷裏。我養的豬又白又胖，可好玩了。”
說著她笑了起來，我依稀還看得出一個活潑天真的女知青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