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懷念
我們離開北大荒已經三十多年了，可是他永遠留在了那片黑土地裏。如今他的墳和碑也被荒草深深地掩蓋了，留給我們的隻有遲到的懷念。
我和他在一個地方下鄉，都是66屆老高三的。他小學和中學是在上海讀的，高中畢業於哈爾濱9中。他比我們早兩年來到這大小興安嶺交界的密林深處，參加了創建這個青年農場的最艱苦的勞動。因為他是“開國元勳”，我們這些後來人對他都很尊重。他個子不高，胖乎乎的圓臉上掛著一副高度近視鏡。他言語不多，見人總是先笑，很儒雅的樣子。但眼神很憂鬱。他衣裳很破舊，上麵總是粘滿泥土，顯得很勞碌。和他一起來的同學都說他很能幹，不怕吃苦。我和他不是一個連隊，隻是擦肩而過的時候相視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話也沒說過。
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麵是在1969年春天，那時珍寶島已經打響，地處黑龍江邊的我們兵團連隊已進入緊張的戰備狀態。臨江的老百姓正在後撤，一列列的軍車正向邊境集結。我們這些帶著保衛邊疆的誓言而來的知青義憤填膺激情燃燒，已做好了為祖國獻身的準備。那時已沒有心思種地了，就準備打仗了。這時上級來了命令，要把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親屬有“政治問題”的知青遣送到遠離邊境的農場。對這些熱血青年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說實在的這些青年，當年積極報名下鄉，就是要回避城市裏的文革運動，擺脫家庭的影響。他們拚死拚活的勞動就是想爭取一個和其他青年一樣的政治前途。然而在他們要為祖國獻身的時候，他們被當成了失信的“另類”。他們的心在流血！我們也為之難過。
他也在被遣送之列，據說是因為他早已去世的父親是偽官吏，他的姐姐、姐夫是技術專家，當時正在被審查。和他一樣命運的還有我的幾個同學，都是因為所謂的家庭“政治曆史問題”，其實他們都是祖國最忠誠的兒女。那一天下著雨，淚水和雨水一起在他們臉上流淌。我們許多人都趕到營部為他們送行，大家像生離死別一樣痛哭不止。他沒有哭，夾著一個小行李卷上了汽車，臉色蒼白、雙目無神地注視著遠處黛色的山林。
我們期待的為國捐軀的時刻沒有來臨，邊境又趨於平靜，又恢複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勞動。一年以後，我離開了那裏，調到兵團報社工作。後來聽說，他死了，是在一次打井的事故中，怎麼死的不得而知。當時我難過了一陣，感歎人生的不公，後來漸漸淡忘了，連他的名字都記不起來了。
為了實現為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寫一部書的夙願，1994年夏天，我又來到了錦河農場，當時我下鄉的哈青農場和後來他們被遣送的那個農場都劃歸了錦河。我在翻看場史的時候，在革命烈士的章節裏發現了一個名字：閻啟庸。啊，就是他！我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了。
那悲壯的一幕發生在1970年２月２0日。閻啟庸和三個青年執行打井任務，那是一種最古老的方式，當挖到6米深的時候碰到了岩層，需用炸藥爆破。閻啟庸領著17歲的鶴崗青年高雲雷背著包紮好的炸藥包下到井底。他們仔細埋好炸藥，閻啟庸又認真地檢查一遍，然後被搖了上來。正在井下的高雲雷點燃導火索後，閻啟庸又和另外兩個知青迅速把他用轆轤搖上來。當高雲雷解開繩子就要離開井沿的那一刻，他腳一滑又掉進井裏。這是千鈞一發之際，導火線在絲絲冒煙，摔昏的高雲雷危在旦夕！閻啟庸毫不遲疑地抓住轆轤上的井繩就往下滑。這時井下煙霧彌漫，也許他首先想到是拔掉導火索，但是沒有實現。他馬上用繩子拴住了高雲雷的腰，拚命呼喊井上的人快搖轆轤，他雙手托著小高往上舉。當小高剛離開井口那一刻，井下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沙石和炸碎的閻啟庸的軀體從井口噴出，染紅了那一片雪地。巨響之後，一片寧靜，接著是讓天地動容的哭聲。高雲雷和兩個戰友得救了，而閻啟庸永遠地溶化在這片黑土地裏。那一年他隻有２5歲。全連的戰士都趕來了，他們都跪在那片染著閻啟庸鮮血的雪地上痛哭。他們的哭聲在冰冷的荒原上久久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