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冬天，我們貢獻了青春的哈青農場因無地可墾而被撤消了。她隨隊南遷，到了五大連池農場（5團），並被安排了一個重要的職務，到貧窮的13連當家屬隊的指導員。她熱情洋溢地挨家走訪，卻一路上嘔吐不止。隻見房屋破爛，人畜混居，肮髒不堪。那臉也不洗的婦女敞懷奶著孩子，炕上雞在啄食，地下鴨在拉屎。連一個幹淨的水碗都找不到！
她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新生活運動”。辦法是先樹立典型，她選擇了相對幹淨一點的山西婦女“大白鵝”，在她的家搞樣板。先人禽分離，把豬和雞鴨鵝狗趕回圈裏；再清掉屋地的汙泥，鋪上三合土，夯實成平整的地麵；再用牛皮紙糊炕，用報紙糊牆和天棚；最後把窗戶的玻璃擦亮，在桌子上擺上插著山花的灌頭瓶。兩天的功夫，“大白鵝”家煥然一新了。接著她動員所有家以她家為樣板，也來個改天換地。“運動”不斷深入，她又教她們洗臉、刷牙、化妝、穿衣服。晚上她又把家屬們請到知青宿舍，教她們學識字，學寫信。這下子，13連可火了，最高興的是那些男職工，他們發現自己的“屋裏人”香了，美了，有文化了！這時他們才相信這個弱不禁風的城市姑娘有這麼大的本事。當然做為指導員的她更高興，這時她才明白知識青年下鄉的真正意義。她改變了別人，別人也改變了她――臉黑了，手粗了，放下了孤傲，變了開朗隨和大度了。更重要的是她真正了解了普通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她下了決心不能當長在營養液中的鮮花，而要成長為紮根黑土的莊稼。
後來她又調到連隊的小學當老師，繼續她的“新生活運動”，每天在教室門口擺著一盆熱水，她為每個學生洗手剪指甲，手不幹淨不讓進屋！（這項法律還在我們家施行，不洗手不讓吃飯！三十年不變！）當然她更多的精力是教好每一個學生，她像盡職的老師一樣，業餘時間家訪每一個學生，請輟學的孩子回校，為貧困學生買書買本。那時，她寫給我的信中洋溢著笑聲，而沒有帶來一片陰暗的雲彩！
當時她最大的幸福是，五大連池需要她，孩子們需要她。這時哈爾濱也需要她們，市裏教師緊缺，要把在農場和兵團的高中生招回來，短訓後充實到教師隊伍中。她正在憂豫中，我陪賀晉元副總編到五大連池采訪，這位熱情的軍人，為她做出決定，要麼調到佳木斯的兵團子弟校當老師，要麼回哈爾濱當老師！不願意當“家屬”的她還是回哈爾濱了。
回家的日子很溫暖，但不浪漫。她沒有當老師卻到團市委當了幹部，因為她文革前在一中高三一班領導的團支部是全市先進。她起早貪黑，東奔西跑，她們搞的那個“送溫暖活動”後來成了全國青年的行動。她已當了宣傳部長時，我還在兵團當知青。我回哈探家時，曾隨他去家訪過自學理論的青年工人樸義（現哈爾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和積極上進的插隊知青胡世英（現綏化市委書記）。這些人後來都成了好典型，現在成了棟梁。
她是個另類幹部，經常提出一些“不合適宜”的個人意見，而且始終堅持。我給她寫的人生“鑒定”是：風采依然，脾氣照舊。貌似溫柔，渾身是剌。她下基層本來是總結女子火化工愛崗敬業的典型經驗，她卻反對被人稱為“女鬼”的有藝術專長的漂亮姑娘當一輩子火化工。她為當年知青典型馮繼芳的兒子因戶口不在哈爾濱而不能上學而找市委領導幫助。她鼓勵為工作多次流產的勞模女乘務員保胎第一工作第二，為此她找過她所在的單位的領導，要求他們關心女職工的生育問題。現在那個已經退休的勞模乘務員和她在省歌舞劇院當演員的兒子是我們家的好朋友，那位勞模還保留著她當年給她的信――“生孩子是生產力的再生產，也是對社會的貢獻！”
後來她轉業到黨校當黨建教研室主任，她發表的論述在社會轉變型期黨的建設問題的論文在省市多次獲獎，成為許多基層幹部的黨課教材。再後來，她到外事部門工作，也許是為了圓一個夢。她們參予創立的中國第一個世界性的冰雕比賽，已在哈爾濱堅持了二十年。她跑了許多國家，在文化交流中，她向外國朋友介紹了開放的哈爾濱，還引起了許多智力項目，促進了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在國際舞台上，她很動人，不僅讓許多外國朋友認識她高貴的氣質，更認識了她美麗的家鄉。每到年終，她總能收到來自世界各國朋友的賀卡，這讓也走南闖北的我很羨慕也很嫉妒。
青春稍縱即逝。奔騰的大江總要歸於寧靜的湖海。有多少浪漫可以重來，一切都在美好的回憶中。那是關於一個女人革命激情和小布爾喬亞浪漫的故事。如今，回歸家庭的她，還像青春處子一樣地單純，像蒼桑老人一樣地淡定、從容。她最有興致的是，從報上剪下我和兒子的文章，然後貼在一個本子上，慢慢地賞欣。她是我的那些篇《我們的故事》的第二作者、第一讀者。她也不時去“泡股”，經常報喜不報憂地說“又賺了”。可看她每天擠公交車而從不打的，看她在菜市場不是貨比三家而是貨比多家，我和兒子從來不信。
對了，忘記告訴讀者了。她叫王明珠，過去我的老同學，當年我老戰友，現在點燈說話的老伴。
２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