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回憶
1968年5月，那個並不溫暖春天，當我們轟轟烈烈地從哈爾濱開進大小興安嶺交界的那片莽林時，心中湧起像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式的豪情。其實命運的放逐開始了，我在逃避“政治運動”的傷害。父親因“走資派錯誤”被關進牛棚，自己的“出國留學預備生”的資格隨著高考的廢除而被取消，已無學可上的我們兄妹五人前途渺茫，母親總是唉聲歎氣。
也許是命運的抗爭，我在哈爾濱一中第一個報名，發起了文革中的這個城市的第一批“上山下鄉”運動，當時還官方還沒有公開號召和全民動員。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最新指示是幾個月後發表的。我們在地圖上選擇了一個離哈爾濱最遠的農場――地處愛輝縣的“哈青農場”。下鄉不到一個月，這裏劃規為黑龍江建設兵團一師獨立一營，我們換上了沒有領章的黃棉襖。六月十八日那一天，我們舉行了篝火晚會，狂歡到深夜。
我拿起了“南泥灣式”的钁頭，在本不該種地的林地裏開荒，隻為了“屯墾戍邊”的光榮使命。開始在農工排當副排長，領著大家刀耕火種，望著一片片柔弱的麥苗生長在美麗的白樺林倒下的土地上，心中竟有一種神聖感。可是“政治”沒有離我們而遠去，地處邊塞的兵團也毫不例外也開始進行“清查”運動，我因為是黨員（1966年1月入黨，成為這個城市建國後的第一批中學生黨員）被調著營部搞專案。有著紅衛兵鬥爭經驗的知青們，也把冷清的山林搞得如火如荼，我們把原來農場的老走資派揪了回來，把一位副營長打成新走資派，還把農場惟一的一位老職工打成蘇修特務（因為他的老伴是個“二毛子”），又把幾個老知青打成“八哥們反革命小集團”。我們的一些作品中總是把知青寫成可憐兮兮的受害者，其實我們也害過別人，這也是不能回避的曆史事實。
正當我鬥誌昂揚地批鬥走資派的時候，我的父親從“牛棚”裏給我寫來信，第一句是“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第二句是說自己被定為“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第三句是希望我們“站在革命路線一邊”，堅決和他劃清界限。後來聽說，父親寫這封信時曾淚流滿麵。我心情沉重地馬上向營教導員做了彙報，組織經過慎重研究，把我從專案組的要害崗位清出，考慮我還有一定文字能力，留在營報道組工作，並希望我成為一個讓組織放心的“可以教育好子女”。
真是“因禍得福”！正是因為我離開了專案組，才躲過了逼得“二毛子老太太陪腹自殺”和“八哥們的老二上吊身亡”的悲劇。解放軍派來了工作組，本來是想“糾左”，結果“以左反左”，又把一些知青關起來，險些把我的同學、後來當過哈爾濱副市長的朱盛文逼得跳井。但他悲劇的命運從此鑄說。這是後話。
當報道員，寫稿子是我的常項。下鄉以後，我寫過許多詩，記在樺樹皮封麵的小本子上，登在連隊的黑板報上、印在營裏油印小報上，自己曾沾沾自喜。如果能在報紙上發稿，那對我將是無尚榮光。我在《兵團戰士報》發的第一篇稿的題目是《心中唯有紅太陽大風雪裏不迷航》，大概是在1969年的5月份，記述的是17歲的哈爾濱小知青孫殿雲，趕著馬車到山裏拉草，突遇大風雪，馬脫疆而逃，他找馬失蹤；全營戰士和當地群眾進山尋找，最終小孫走出森林，與大家重逢。我們駐地離兵團總部最遠，離愛輝縣還有２80裏的路程，營部隻能每周派一次嘎斯車，到縣裏去取信件和報紙，我們寫好的稿子，隻能在公路邊攔截運材車，請司機捎到縣城，扔進郵筒。半個月後當我看到印成鉛字的稿子，竟熱淚盈眶。作者的署名為“紅青兵”，那是我們營報道組的筆名，其實報道組隻有我和呂永岩兩人。小呂也是哈爾濱知青，聰慧好文，字寫得漂亮。開始我寫他抄，後來他寫，我改，他再抄。幾個月後，我們的稿子在《黑河日報》、《黑龍江青年報》、《哈爾濱日報》、《黑龍江日報》紛紛亮相。我們在師裏和兵團也小有名氣。
也是在1969年那個難忘的春天，一個突發事件，使我們報道組名震兵團，我和小呂的命運也發生了曆史的轉變。5月２8日，那一天下著細雨，把營房建在了林地裏的六連，因和林場的土地糾紛，被迫搬遷，組織知青往汽車上裝從舊房子上拆下來的元木。被雨澆過的樺木很滑，在就要關上車箱板的時刻，元木向下滾落，就要砸在站在車下的六個知青的頭上。當時也站在車下的東北農學院的畢業生金學和，大喊一聲，然後衝上前去，試圖用肩膀阻擋下滑的木頭，滾落下來的元木，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上。那一刻青年們閃開了，他倒在了血泊裏。金學和在營裏當農業技術員時，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好朋友，他是自己要求下連隊的，幹過許多好事，顯示了那一代青年大學生完美的人格。我含淚寫了長篇報道，引起師部的重視，政治部又專門組成報道組，到他的家鄉和母校采訪，以重大典型在兵團和全省媒體上推出。我執筆的那篇題為《為革命甘灑熱血獻青春》通訊，我還保存著，那文中虛狂的熱情，流行一時的套話，讓我自己都臉紅。《兵團戰士報》為這篇報道配發了“社論”，兵團政治部還做出學習金學和的決定。
按著部隊的傳統，推出典型的報道組是可以立功的，可能因為父親的“政治問題”，我連表揚都沒得到，師報道組要調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被擱淺了。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0年5月，突然接到師裏的通知，要我到《兵團戰士報》參加通訊員學習班。記得我走的那一天，山上的樹都放綠了，紫色的達子香開得正茂盛。小呂和我的女朋友都來送我，他們竟掉了淚。我說，一個月我就回來！
一個多月後，我回來了，但又走了，我被正式調到報社當記者，開始了我的職業新聞生涯。這次走的時候送行的人更多了。許多人在哭，小呂和她卻在笑。後來我才知道，是當時的報社的編輯李惠東推薦的我。這位黑大哲學係的畢業生，滿麵嚴肅，說話嚴謹，對人冷漠。他在黑河辦通訊員學習班時，呂永岩聽課認真，稿子寫得不錯，他很欣賞。別人說，他的老師是老高三的，還是黨員，就是寫金學和的那姓賈的。於是他向報社的領導介紹了我，讓我參加學習班。我正式調到報社後，又推薦了小呂，不久他也調到了兵團報社當文書。當我們在佳木斯火車站前的那棟灰色的大樓會師時，我看到李惠東那張經常陰沉著的臉上掛著一絲笑容。我們知道他是愛喝酒的，可是竟忘了給他帶兩瓶“北大荒”，以感謝知遇之恩！可是那時還不時興送禮。但是後來，我和小呂常到他家喝酒，那是他以酒代酬，我們年年為他家挖菜窖，那是很累的活。後來為他家的菜窖，我們還犯了錯誤，他家沒有合適的材料，我們拿來兵團車隊的一扇車箱板堂在了菜窖上了。這個“曆史問題”現在可以坦白了。
在哈青當報道員的時間不長，那些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總也忘不了。當報道員要常到連隊采訪，營部離連隊又特別遠，有時搭乘連裏到營部的馬車和拖拉機，有時就是用腳走，十裏二十裏的路程不在話下。後來營裏從紅色草原農場買了一匹叫“草上飛”棗紅馬，成了我的座騎。那馬性子很烈，常把我摔個鼻青臉腫，但最終被我訓服了。每當我騎著馬，風馳電策般地飛奔在通往連隊的山路上，那一派英武和浪漫會讓每一個女知青動心。我最願意跑營部到一連的那條路，因為路上有可能和她邂逅。這其中的故事，我會在下一篇文章中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