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稿子最早發表在《黑河日報》，那個四開的小報是我文學和新聞的發祥地。我總記得我第一次給他們送稿的情景。天剛亮，我就從大山深處的營部出發，坐在敞蓬的嘎斯車上，一路飽覽興安嶺山川的優美和壯麗。我們的車先到黑龍江邊，然後順著江邊公路東進，對岸樹叢中閃動著軍人的身景和隱壁的炮車，珍寶島打響後，江兩麵都在準備打仗。傍晚時分，我們的汽車開進了炊煙嫋嫋的小城愛輝。聞著淡淡的硫磺味的煤煙，看著一片片低矮的房舍，我竟像第一次進北京那樣激動。第二天，我怯生生地走進江畔《黑河日報》那座不大的院落。院裏有座灰樓，樓梯是木製的，懸在樓外，扶著顫動的樓梯，我走進那座灰樓，在一間不大的辦公室，我見到了一位中年人，把一摞寫得歪歪扭扭的稿子放在他的麵前，那是我趴在連隊的土炕上在煤油燈下寫成的。他大概地把稿子翻了翻，又問了我們報道組的一些事。我壯著膽子問了一句：“這些稿子能發嗎？”他說：“再研究一下，爭取發一篇兩篇。”記得我走時，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基礎不錯，以後多寫。”後來我知道，他叫杜廣洲。（再後來他當了《黑河日報》總編輯，那時我已當上了《哈爾濱日報》副總編輯，我們曾在一起開過會。很多年後，我當上了《黑龍江日報》的社長，去黑河看望過已退休又在黑龍江邊過的山林裏過著隱居生活的杜廣洲先生。）
當晚，我十分奢侈十分激動地走進一家小酒館，也許是為了某種紀念，也許為了慶祝。慶祝什麼呢？慶祝“爭取發兩篇”，慶祝“基礎還不錯”？我也說不清。在昏暗的燈光下，我貪婪地吃著麵前的兩盤菜，還喝了一杯小酒，當溫暖和困倦一起襲來時，我幻想著我的稿子發表了，營領導如何對我另眼相看，戰友們如何歡呼跳躍，女朋友如何對我崇愛有加……總之，我想了很多，就是沒想到，有一天我也成了一個報人，也會拍著業餘作者的肩膀，說些鼓勵的話。也沒想到，我會成為被人稱為作家的人，還寫了一部關於這個城市的書（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大江向洋去》）。
我不敢在這個城市久留，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大山裏。十多天後，我看到了1969年7月２4日《黑河日報》第三版“工農兵論壇”上署名“兵團戰士賈宏圖”的文章《狠抓革命大批判不放鬆》。當年經常在這張小報上發文章的還有後來成了作家的梁曉聲、蔣巍、朱偉等，經常讀這張小報的還有後來當了國家環保局長的解振華、外交部副部長的王毅、山東省委副書記薑大明、黑龍江省委副書記劉東輝。他們當時都在黑河地區當知青。
從愛輝回來第二天，我們營也進入了一級戰備。我和小呂抓緊寫準備打仗的稿子，但總不相信真能打到我們這兒。一天深夜，突然一聲巨響把我們驚醒。孫協理員傳達上級命令：蘇修部隊正在過江，營部全體馬上向山裏轉移！這下子營部亂套了，那些“黃棉襖”還有些經驗，幾分鍾就打好了行李；“黑棉襖”都有家有業，孩子老婆哭天喊地，舍不得扔下壇壇罐罐。我和小呂，燒毀了所有的手稿和報刊資料，然後又消滅了昨天家裏寄來的紅腸。（紅腸吃了無所謂，手稿燒毀可能使未來的文學館少了幾件珍貴的文物。）天亮之前，我們背著打印機，與拖家帶口的營部將士一起撤出駐地。中午時分，我們進入一片白樺林，棉衣棉褲全被汗水濕透了，一個個筋疲力盡，饑腸轆轆。正拿出臉盆準備化雪做飯，孫協理員高聲宣布：此次軍事演習勝利結束，我代表營首長向大家表示慰問！操！我和小呂真想把這盆雪水倒到他的臉上。
後來知道，這次行動是老孫策劃的，隻有教導員和營長知道。連我們最好的哥們都沒告訴。老孫解釋說，這是軍事秘密！我們罰他請我們喝了一次酒才算了事。別看老孫是個“黃棉襖”，和知青都是老鐵。白天，他對我們進行再教育，晚上到了知青大宿舍，他就接受我們的再教育。有一天，他看到我在《黑龍江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批判凱洛夫教育學的文章，他就問凱洛夫是幹啥的？我說，是蘇聯偉大的教育家。他說，我有了兒子就叫他媽的孫洛夫。後來，他真有了兒子，還真叫孫洛夫。前兩年那孩子在東北林大畢業了，為了工作的事還來找過我。後來，同在哈青戰鬥過的哈爾濱知青蒙宏幫他找到了工作。
其實我們當報道員的故事還有許多，還讓呂永岩給你講吧！他現在沈陽軍區當專業作家，講故事是他的常項。
1970年7月的一天，２4歲的我自己扛著行李走進佳木斯的兵團總部，在三樓《兵團戰士報》的辦公室安下一張辦公桌。和我同一個辦公室的有原東北農墾報老編輯趙安昌、夏雪雲。老趙淳厚，但謹小怕事，說起話來慢條思理。老夏明快，說話的時候總是很激動的。他們豐富的農業方麵的經驗使我受益非淺。後來我們的辦公室又從16團調來了楊楠，他很有內秀，字寫得漂亮，他的父親是哈爾濱有名的書法家。他先笑後說話，說話時又滿臉嚴峻。可能因為話少，又很嚴肅，以後調到中央組織部當上局長。我們幾個人組成經濟編輯室。和我們隔牆的是政治編輯室，首位是來自沈陽軍區《前進報》的軍人編輯張洪林，他細仔周到，研究什麼問題都是常有理。二把手是特哲學的李惠東，表麵嚴肅，其實好玩好鬧，後來成了我們知青嘲弄的象，他家是我們的“斐多菲俱樂部”。和他同屋的還有勤快的上海知青李善宇、精明的佳木斯知青王詠江。和他們對門的是文藝編輯室，為首的是老編輯周書年，他最早發現培養了梁曉聲、肖複興等一代知青作家，但對我的詩並不欣賞，因此滅了我的詩人夢。中國知青文學的發源地是北大荒，兵團戰士報功不可沒。他曾借調２0團的郭小林（郭小川的兒子）給他當助手，後來這小子又跑回去了，說在報社沒啥意思！我們當時經常唱他的“兵團戰士胸有朝陽”。後來又調來了當過軍旅作家的文采斐然的熊道衡。（說到他，我很內疚，那時我們總愛和他開玩笑，如冒充女知青約她幽會，把報上剛發的稿子當約稿，半夜再轉給他。後來他因肝病去世了。）和我們對門的是通聯室，當頭兒的是1963年下鄉的北京老知青張寶賢，戴著一付透明框的眼鏡，能說善侃，一付熱心腸。他的一雙兒女――“亦工”和“亦農”，我們叫他們“一公”和“一母”。小呂是他的助手，是報社的小管家，雜事爛事他全包。他到沈陽軍區當兵後，又調來了16團上海小知青曹煥榮，他像小呂一樣勤勞，更善交際，文字也練得不錯。那年政治部有一個上北京廣播學院的名額，我親自組織了報社知青和宣傳處知青的“對決”，他們推薦尚紹華，我們推薦楊楠，楊楠體檢不全格（讓我們弄巧成絀，給乎悠成了高血壓），最後把正在19團蹲點的曹煥榮找回來頂數——他成了得利的“漁翁”。（後來他們三人都調到了北京，楊楠在中組部，小尚在中國婦女雜誌社當副總編，小曹先在中央廣播電台後又到人民日報，現在華東版當社長兼總編。我本想為他們的戲劇人生寫一部《三人行》。）還有一個美術編輯室，在上海美術學校當過老師的四川人顏鴻蜀當家，他是為情而來，跟著他熱戀的女學生王珠珍，跑到了北大荒，小王後來從5團調到了兵團子弟校當都老師，常給報紙畫插圖。顏老師的助手是後來都成了名畫家的北京知青揚學成和楊家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