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們經濟編輯室隔牆的是我們報社的最高領導，來自《前進報》的“何賀”首長。何倫元為總編輯，瘦高個子，滿頭銀發，善於沉思，改稿子很精細，字很小，很難認，但邏輯嚴謹。賀晉原為副總編輯，健壯敦實，禿頂，說話明快，湖南腔很好聽，改稿子總是大殺大砍，但我稿子中的錯字他都給改過來。兩個人經常吵架，老何慢聲細語，老賀高聲喊叫。我們聽到動靜，趕快去找他們的老戰友張洪林，他是合稀泥的高手。他嘻哈哈一說，那屋裏就靜下來了。其實也沒什麼大事，都是因為稿子的事。那時辦報很難，很怕有什麼差錯。我們的前任老總因為把胡誌明的遺囑發在一版受到批評（善良的胡老先生勸中蘇不要再吵架了），還因為林彪事件之後我們發了一篇文章“政治工作要和風細雨”，兵團政治部段主任把我們好頓罵：“林彪都要武裝政變了，你們他媽的，還要和風細雨！”據說那篇稿子的編輯就是特哲學的李老師。何賀轉業後接他們班的是老農墾的宣傳部長呂正衡，在他的精心運作下，兵團戰士報轉軌為農墾報，進入和諧發展的新時期，成為全省最好全國一流的企業報。“何賀呂”都有恩於我，他們的言傳身教，讓我明白了許多作文和作人的“ＡＢＣ”。他們對知青特別關愛，逢年過節總是請我們到他們家裏吃飯，那時我們很不懂事，從沒給他們送一份禮，也沒為他們家幹一點活。更對不起的是呂總，在他執政的時候，我們這幫知青一個個“勝利大逃亡”，後來連“偽知青”李惠東也跑到省報了。每個走的人，他都真誠相送，在喝酒的時候，我看出他很傷感。
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也許《兵團戰士報》泛善可陳。但對經濟工作，對農業生產的突出報道是難能可貴的。當時李先念批評兵團的生產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兵團首長很著急，我們也是全力以赴推進發展。當時正逢“農業學大寨”的熱潮，我們報紙連續發表學習大寨的“社論”，由“第一支筆”李惠東操刀，在寫到“六論”時，李老先生積勞成疾（主要是抽煙太多），突然昏到在辦公室，作為“第二梯隊”的我隻好化悲痛為力量，接過的李老師的筆。我又寫了幾篇“社論”。後來怕寫社論累死人，我以“梁豐”署名寫過許多鼓吹以農以主多種經營的小評論，受到了浦更生副政委的表揚。他還在辦公室接見了我，好一番鼓勵，還親自給我出了許多題目。後來我也自以為是“專家型記者”了，全兵團的許多生產數字、農業政策，我也可隨口說出，在以政治報道為主要任務的記者中也是“鳳毛麟角”了。
在《兵團戰士報》工作的六年時間，有一半的時間在基層轉悠，或采訪或為通訊員辦學習班。我充分領略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風景。三江平原的坦蕩無垠，完達山的斑斕絢麗。春種時節，無數台拖拉機破冰種麥，在廣闊的雪原上翻起滾滾的黑浪；秋收時分，望不到邊際的金色的海洋裏，飛奔著紅色的康拜因的艦隊。那是我永掛心間的無以倫比的壯麗圖景。但是更難忘的是我結識的同行的知青朋友，他們的人生風景我一輩子也看不夠。兵團報社最大的貢獻是通過自己從連營團到師和兵團總部的通訊報道員係統，為自己也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新聞人才、文學人才和領導幹部。那種經常的半專業的培訓，不斷的實踐再實踐，使本來就有豐厚的城市文化積累這些青年人如虎添翼，顯示出非凡的才幹。現在擔任省地市級以上領導職務的老知青，很多就是從當報道員開始走向仕途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黑龍江的重要新聞單位中那家沒有從兵團起步的領導骨幹。
我認識黃海時，他在三師當報道幹事，說話有點結巴，但不影響他見了我們就神聊窮侃。他思想很豐富，信息量很大，但沒有想到他以後能編輯鄧小平選集和成為中國流通領域的專家。三師報道組還有兩位能幹的女將，高惠珠現在在上海的一所大學裏當宣傳部長，叢麗杭在黑龍江日報當過部主任，已去世多年了。我發現張持堅時，他還在50團的一個營當報道員，他的新聞敏感和精細的采寫作風，讓我很吃驚。本來團裏師裏都要調他，但因為他的家庭問題被耽誤了。所謂家庭問題，是他的一位香港親屬文革中在他上海的父母家住過一夜，後來被人舉報了。我把這個“絕密材料”向他透露，他讓家裏很快搞清了問題，就被調到了兵團報社，後來調到新華社，還當了分社的領導。我以為張持堅是中國一流的優秀記者。他的幾十本采訪筆記可以做為新聞係最好的教材。在50團我還認識了說話和思維都很快捷的上海知青方存忠，這小子從小就是當官的料，不過他後來當上哈爾濱市委副書記，是因為他富有遠見愛上了一位美麗的哈爾濱姑娘。那年正是“五一節”，我走到“紅五月”農場時認識了相識恨晚的同是六六屆的上海知青劉允洲，我們在場部的那片小樹林裏走了很遠，沒想到後來成為中國新聞改革前衛人物的他，命運會如此坎坷。我還想到了，在54團采訪高崇輝時認識的胡玉森，在18團采訪麥收大戰時認識的張佑臣，這倆位土著青年的質樸真誠，勤奮好學，使他們顯示了城市知青一樣的才華，因此成為北大荒新一代報人的領軍人物。
那是1971年的一個春夜，我在報社見到來自獨立二團的三位才情和風貌都很動人的青年，兩位男青年都是戴著眼鏡，都是一表人才的陳可雄、何誌雲，還有溫婉清秀的陸星兒，他們談吐儒雅，文字激揚。如今一個報道組的這三個人都成了中國頗有影響的作家、評論家。
我時常夢見這些朋友，他們還像年輕時那樣青春勃發。後來聽說，可雄和陸星兒結婚又離婚了。去年聽說星兒已經殞落了，是因為癌症，我心裏很難過。在香港工委當組織部長的楊楠參加過黨的十六大後，也久無音訊了。前幾天在街上碰到了他年邁的老父親，他說也很長時間沒有接到他的信了，過春節時，他愛人和女兒回來過。
親愛兵團的戰友們，我真的好想你們！
在這個溫暖和明媚的春天裏，我又想起了那些個遙遠的春天。這時窗下的草地一片蔥綠，迎春花落了一地黃金甲，桃紅開得灼然耀眼，紫丁香剛綻出成串的花蕾。我在想著自己的心事。如果說在新聞界、文學界我還是個“名角”，演出過幾出精采的大戲，那“童子功”是在北大荒的風雪中煉就的。在行將退出舞台的時候，我想起了那初的亮相，雖然有些幼稚和青澀，但那卻是我最亮麗的人生風景。也是我們一代人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