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憂國
三十多年過去了，陸建東一點也不為當年自己的行動後悔。
關心黑龍江建設兵團發展的知青們，都還記得大概是1973年的事，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一份報告上批示：黑龍江建設兵團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當時兵團剛遭遇大災，又受到上級的批評，麵對巨大壓力，上上下下都在研究如何扭虧為盈的辦法。
這時兵團五師、兵團機關，甚至李先念本人連續接到一個叫陸建東的上海知青的來信，信中說：“李總理的批示切中要害，但不是兵團經濟都不好，比如我們五師50團5連，糧食產量年年增長，而且盈利也年年增加。我認為要扭轉兵團經營虧損，第一要……，第二要……”這封信寫得很長，充滿了為國分憂的深情。
此事引起了高層重視，據說李先念同誌作了批示，大概內容是：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各方麵要重視這個知青的意見。兵團的鮑副參謀長還來到50團，直接到5連找到了陸建東，直接聽取他的意見，還給了他許多鼓勵。當時全團一片震驚，沒想到一個無權無職的小知青，竟有這麼大的膽子，敢直書中央，惹了這麼大的事。
前幾來在福州開完作協全委會在上海路過時，我見到了陸建東。一見麵，他就說見過我，建東是上海培進中學的1968年的高中畢業生，下鄉後在5連當報道員，他說我到連裏采訪時曾鼓勵過他“多讀書，多練筆，多寫稿”。說來慚愧，那次我到5連，是去“抓階級鬥爭”的。本來是陪首長到50團搞思想工作調研的，偶然發現知青們正在傳唱《南京之歌》，有時晚上閉了燈後一個宿舍的知青一起唱，邊唱邊哭，我敏感地發現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馬上組織5連的副指導員倪永剛串通幾個知青聯名給報社寫了一封信，“強烈要求批判大毒草《南京之歌》”，幾天後這封著意策劃的“讀者來信”登在了《兵團戰士報》頭版頭條，那上綱上線的“編者按”就是我寫的，點燃了一次在知青中頗有影響的大批判風暴。現在看來純粹是小題大做，這首歌無非表達了知青們的思鄉之情，並沒有什麼“反動內容”可批。
都是5連的事，建東想的是“抓生產”的全局，我想的是“階級鬥爭”的全局。都是一樣的知青，“人的差距，咋就這麼大呢！”――我想了笑星範偉的那句話。
這次在上海，我向建東表達了遲到的敬意，並一再打探那封信的內容。他說，也沒什麼機密的，隻是介紹我們連的生產經營情況，實事求是地報告了為什麼別人一年不如一年，我們連隊一年比一年好。比如加強田間管理，精耕細作，不再搞廣種薄收；加強人工管理，不搞“兩頭看不見，地裏三頓飯”式的大會戰，分工包幹，定額記酬，不吃大鍋飯；再就是搞多種經營，種好地的同時，分出一些人辦了酒廠、養雞場、養蜂場；為此還從外地雇了師傅，向我們傳授技藝，他們每人月工資100元，這在當時是高薪了，也算吸引人才吧。
這些辦法現在看就很“小兒科”了，其實當時農場的幹部也知道該這麼幹，可誰也不敢幹，怕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我們的連長孫貴是個抗美援朝後轉業的部隊幹部，對農業生產特別有研究，副指導員倪永剛又特別有頭腦，他們都很有責任心，又不怕丟“烏沙帽”，堅定地按著自己的想法幹（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結果我們連各方麵都是全團的先進。說實在的，當時我們連隊有點像最先搞聯產承包的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我當時是連隊報道員，對連裏情況也比較了解，再說也想為我們兵團打個抱不平，其實情況也沒有那麼差，經濟形勢也正在好轉，於是就寫了那封信，其實任何時候說真話都是有風險的。還好，沒人責難我，當時我是“童言無忌”了，如果往高了說，我也是“位卑未敢忘憂國”吧。
一封被中央領導肯定的信，並沒有改變陸建東的命運，他還是農工、連隊的業餘報道員，最高職務是連裏的團支部書記，也是兼職的。不幸的是，他又惹火燒身了，還是因為給上級寫信。當時兵團正是打擊利用職務強奸女知青的犯罪行為，有的幹部甚至被判了極刑。其實現在這類問題也不少，不過有了一些“婚外戀”、“包二奶”、“性賄賂”等等新名詞。建東發現本連的那個道貌岸然的指導員，也有此類嫌疑，已有多人向上級反映，卻因找不到證具，上級沒法下手。頗有正義感又很細心的建東終於掌握了重要的線索，寫成了詳細的材料，還沒等把這份材料交給上級，就被人“密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