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遠離現代文明的小縣城裏，他經常西服革履，談吐儒雅，一走上舞台，他更是風度瀟灑，他戴著一付黑邊眼鏡，腦門鋥亮，長發飄逸，很像上海交響樂團的指揮陳燮陽。葉磊很快成了呼瑪和整個大興安嶺的名副其實文化名人，他還代表文化界當上了縣政協的常委。縣裏的大事小情總有葉老師的活兒。
在這個明媚的春天裏，我在上海寶山區行知路一個花木蔥榮的小區裏，見到了告老還鄉的葉磊，他坐在自家客廳的鋼琴旁，顯得很斯文也很安祥。他說他早認識我，還拿出我的名片，那大概是1992年夏天，我陪餘秋雨先生遊曆黑龍江，曾在呼瑪上岸過夜，餘先生還給當地幹部作了一次文化講演，那個跑前跑後的文化幹部，就是這位葉先生，沒想到他現在和我一樣“聰明絕頂”了。
在老葉的家裏，我們見到了那位風韻猶存的葉太太，她更像一位我們過去在蘇聯電影裏常看到豐腴的“瑪達姆”。被我猜對了，她真有俄羅斯血緣，大名叫田秀芬，孺名叫娜佳。老葉笑著說：“這是組織給我派來的‘糖衣炮彈’！”老田說：“你可是自願的！”說著，她也笑了，很爽朗。
故事是這樣的。為了能留住葉磊，從縣裏領導到文化館的領導都想快點給他找個對象，讓女人纏住他的腳。那時，剛調到縣裏的他在文教食堂吃飯。正好食堂的服務員是個姓田的漂亮的姑娘，她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俄羅斯人，呼瑪與對岸隻有一江之隔，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通婚很普遍。這位姑娘也算“根紅苗正”，父親母親都是四十年代呼瑪縣建黨時入黨的老黨員，他們都是土改的骨幹，母親還當過村的婦女會主任。當時娜佳正年輕，身材高挑，濃眉深目，皮膚白嫩，漂亮得讓葉磊打飯時不好意思抬頭看她。當時食堂辦得不太好，葉磊常和另一個上海知青做小灶，也在林場當過三年知青的小田，很同情他們，有時食堂有了豆付，也給他們送兩塊，當時這就最有營養的了。也許就因為這幾塊豆付，小葉就和小田多了點情份。
我想，還是老葉先有想法的，這時他的膽也大了，有機會他就多看她幾眼，有事沒事的，也找幾句話和她嘮。眉目傳情中，雙方也讀懂了對方的心思，可誰也沒有點明。葉磊的頂頭上司佟館長一直關心他的終身大事，已經是過來人的他，已經看出了他們的心思，由他出麵和田家老人一說，人家很高興。田老爺子說了：“我早就看好那個小上海了，人老實，有追求，有正事！”老伴有點遲疑，怕以後他把姑娘撇下自己回城。再問娜佳，她說聽我爹的。這樣一來，葉磊和田秀芬就把大事定了，1976年4月30日，他們雙雙回上海旅行結婚，葉家父母看到兒子娶回個漂亮媳婦，特別滿意。鄰居們都說：“看老葉家兒子真有本事，下鄉到邊疆，卻娶回個一個外國媳婦！”
葉磊和親愛的娜佳在呼瑪安了家，很快縣裏給了房子。那是一個充滿田園詩般的小院，滿院鮮花，滿架瓜果。在這個小院裏，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來的都是當地的文化名人，還有葉磊的學生，歌聲琴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但是，葉磊並沒有“樂不思蜀”，回不回城他並不在意，他就想通過上大學再提高自己的專業水準。當時哈爾濱師範學藝術係已經相中了他。縣長對他說：“學什麼，你是全縣最有學問的，足夠用的。”他又說：“你就在職學習吧，又不耽誤縣裏的工作，隻要你學習要用錢，找我批！”他沒有失言，以後無論葉磊上電大，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到外地觀摩，參加筆會、學術討論會，他都給批錢。在一個財政十分困難的邊疆窮縣，這是很破例的。他知道，給老葉的銀子不白花，他是一個地方文化的“孵化器”。
也許就因為有了這個才華橫溢的葉磊，一個邊遠的小縣的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帶出了一支隊伍，他培養了一批人才，還創作了一批歌頌家鄉的作品；他讓一個缺少文化的地方，養成了文化習慣，形成了文化風尚。
我以為老葉的最大貢獻是他挽救了一個極少數民族的文化。鄂倫春族是一個生活在大小興安嶺密林中能歌善舞的遊獵民族，但自身的文化正在一點點消解。被稱為“黑龍江的王洛賓”的葉磊，他走遍了大興安嶺中所有鄂倫春居住的部落，記錄他們的歌聲，每遇到一個老歌手他都興奮得忘記吃飯和睡覺，通宵達旦地聽和記。那時沒有攜帶式錄音機，他就找到當地駐軍，請他們出車拉著發電機，再帶動電動錄音機，完成自己的任務。就是在那位叫戈淑賢家裏，他收集到了《心心相印的人》、《囑咐歌》、《你快說願意》這幾首鄂倫春標誌性民歌，經他整理，都收集到省和國家的民族音樂集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