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後來小五還是被上海的巡回醫療隊趕回了家，當時本來就有心髒病的小五，又得了風濕病，關節都腫了，連走路都困難了。醫療隊的醫生說：“你這樣下去很危險了，快回上海住院吧！”她隻好走了，想盡快治好病，好回來為鄉親們服務。
回家後，她和母親住進了同一家醫院，她的心髒病也犯了。正好二機部的部長劉偉來上海檢查工作，聽說老幹部王河所長的老伴和女兒都住院了，前來看望。劉部長知道了老王的五個孩子都下鄉到邊疆了，很感動；而小五病的這麼重，他心裏也很難過。在醫院，他就給老王下達了命令：“小五病這麼重，不能回去了！”他當即給上海的一家部屬軍工廠打電話，安排小五病好後，到這個工廠的醫院工作。當場小五痛哭，隻是因為，她要離開她心愛的盤長溝了。
小五是1972年春節前離開那個生活了三年的小屯的，那天大雪紛飛，全村人都出來為她送行，大家都流了淚。馬車已經過了屯前的那個小山坡，大夥還站在風雪中，目送她消失在遠山中。一路上，小五的淚水也沒幹，她覺得欠了鄉親們一筆債呀！
1973年7月。
讓我們的目光再轉到遙遠的內蒙古大草原深處的豐鎮縣。這回我們要說到王家的大哥王曉河，因為我沒有直接采訪到他，不能為讀者提供更多的細節。大概是這樣，這個英俊的小夥子是上海交大附中的高才生，又帶頭到了最艱苦的內蒙插隊，到了隊裏，因為特別能吃苦，又有工作能力，很快當了生產隊長，還被借調到縣團委工作，那年實行推薦優秀工農兵上大學，王曉河理所當然地被貧下中農推薦了，而且分到他們縣的招生指標是上海複旦大學。可王曉河拒絕了對自己的推薦，他極力推薦自己的另一個同學，他的理由是他的表現不比我差，而且他的父親是交大的老黨委書記，文革中受盡磨難，他們家的困難很多，他回上海讀書還可以照顧家。
當時，來招生的老師很為難，他隻好如實向學校報告，校方非常感動：“這兩個知青，我們都要了！”為此他們又給豐鎮增加了一個指標。就這樣曉河到複旦大學哲學係讀書，畢業後，被中央黨校選中，很快成了這個學校最年青的局級幹部之一。
這之後，大姐也被推薦上了南京大學工學院；二姐、小哥都因為有病分別於1976年1980年返城了。
隨著文革的壽終正寢和上山下鄉運動的終解，王家又恢複了平靜的生活，經過十年的風霜雨雪的鍛煉，王家孩子個個都有出息，老爺子很安然，可老太太卻在磨難中病情加重，過早去世了。
1998年3月。
我們的故事沒有完，請讀者再把目光轉到那個叫盤長溝小屯子，這一天，全老鄉們都跑到村口迎接一位貴客。35年前，他們就是在這裏把她送走的。“小王大夫回來了！”大家奔走相告。是的，當年的赤腳醫生王再放真的回來了，還帶來她的丈夫胡曉輝，他當年是吉林省榆樹縣四排子鄉插隊的上海知青，後來當了兵，轉業後在一家研究所當黨委書記。
這次他們夫婦回家省親，先到了吉林又到了黑龍江。當年相識的老鄉一個個地和小五擁抱，每一個人都是淚水盈盈。更讓再放難過的是，三十多年了村裏變化不大，老鄉還是住在那那些陳舊的土房裏，學校、衛生所也都是老樣子，經濟不發達，老鄉的日子還很窮。她和先生商量，想盡自己所能為要家鄉做點實事。
那一年的7月，再放又來到了盤長溝，還帶來了上中學的女兒，她說要給她補上最重要的一課。她把自己的積攢的五萬元交給了縣裏，請他們再支持一下，給盤長溝修條路。“要想富先修路。”可隻靠村裏自己的力量，辦不到。
第二年，這條從盤長溝通向公路的7公裏的鄉路修成了，王再放沒來參加通車典禮，也謝絕用她的名字來命名這條路。當時在黑河市（原愛輝縣）當局長的9個上海老知青代表她為公路剪彩。
已經退休回家的氣象局副長高福標向我介紹了當時的盛況。他說，再放和丈夫都不是大款，他們能捐資修路，把當地人都感動了。那錢是他們從生活費中擠出來的。
高福標說，在這條路的邊上立一個碑，那上麵刻著王再放寫的三個字“湧泉路”。“滴水之恩湧泉相報”，這就是我們所有老知青對關愛過我們的鄉情的情義，當然也包括王家的五個戰友。
紙短情長，文章已經不短了，但王家的知青故事隻是說了些片斷，隻能以後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