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信念
1969年那個嚴寒的冬天。
哈爾濱火車站象躲避風雪的窮漢，萎縮著自己的身體。貼在它身上的花花綠綠的標語被風吹得破爛不堪，好象它襤褸的衣衫。
這時從北京開來的18次列車上稀稀落落走下一些人，其中一個戴著黑色狗皮帽子，背著黃色書包的姑娘，驚恐地望著滿天的風雪，把頭上的帽子向下拉了拉。她走出站台，從書包裏拿出一封信，見人就打聽：“請問建設兵團在哪？”有人搖頭，有人指點：“是不是北大荒的兵團？”她說，是。人家告訴她：“在密山，再坐火車，往牡丹江方向走。”
很遺憾，這個姑娘上錯了車。她拿著的那封信，是她的姐夫寫給兵團一位副司令員的，這時兵團總部已從哈爾濱搬到了佳木斯。別人告訴她的密山兵團，實際是兵團四師。這時已經坐上密山方向火車的她，望著窗外那蒼茫的風雪大地，朗誦著“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的詩句，不禁從心裏湧動著一股豪情。
現在，讓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個風雪“闖關東”的姑娘吧。她叫何曉競，安徽合肥人。她是來北大荒上山下鄉的，其實她是位已經有六年插隊經曆的老知青了，為什麼又跑到了黑龍江，讓我們從頭說起。應該說，曉競是位貴族小姐，她的家是太湖西部的一個小鎮上的名門旺族，與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家是鄰居又是世交。她的父親何鎮中，是法律專家，在民國期間擔任過安徽的法院院長和民政廳廳長等要職。他曾是中國民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解放後，何先生在安徽的文史館工作，直到去世。曉競有三個哥哥，二個姐姐，長她三十歲的大哥，早年留學日本，後來去了台灣，曾任“農林部次長”，他的著述《何佑元論台灣農業》曾受到蔣經國的讚揚。曉競的大姐和另兩個哥都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工作，二哥擔任過安徽省的文化廳長，三哥是河南省很有名的作家，大姐在中國人民大學畢業，一直在北京男四中當教師，大姐夫是1937參軍的老紅軍，是位擔任要職的將軍。
在中國經常的政治運動中，何曉競這樣的家庭，日子並不好過。在反右鬥爭中，二哥、當省圖書館館長的二嫂和三哥、在軍隊報社工作的三嫂都被打成“右派”；三哥還被抓進監獄，給死刑犯陪過綁；父親的曆史也被懷疑；在台灣任高官的大哥更使家庭雪上加霜。在沉重的壓力下，兩年間父母相繼去世，1963年，曉競又在高考中意外落榜，原因也在不言中，那時政審很嚴，而她的誌願報得很高。
從小在紅旗下長大的曉競，她像一棵向日葵，沐浴著雨露陽光，接受著傳統教育，她從小就想做二哥三哥那樣獻身革命事業的人。可是後來，她發現“革命”並不喜歡她，別人進步很容易，而她特別的難，後來她知道了，全因為她的家庭太複雜了――父親和三個哥都有“問題”，她一再向組織表白，自己是能和她們劃清界限的，可誰能相信呢！她準備接受組織的長期考驗。
聰明靈秀的曉競感到自己政治上沒前途了，甚至想學藝術。她的家與合肥市的江淮大劇院近在咫尺，黃梅戲表演藝術家王少舫的大女兒是她的同學，因此她從小常和黃梅劇團演員的孩子一起玩，常看演員排練，還好奇地模仿劇中的片斷。有一次放了學，她到嚴鳳英阿姨家串門，她拉著曉競的手，打量她的模樣，說：“願不願意和我學黃梅戲呀？”回到家曉競和媽媽一說，她反映很冷淡，她說讀書才是正事。後來她聽了媽媽的話，心思都用到了學習上，一心想考上好大學。可現在，上大學的夢破滅了。這個要強的姑娘陷入了人生的穀底。
然而，曉競畢竟是有革命理想的青年，她對邢燕子和侯雋的崇拜當然超過了對藝術家嚴鳳英的崇拜。報紙上對她們到農村去貢獻青春和力量的報道，曾讓她熱血沸騰，她真心相信，在那個廣闊天地裏，作為一個高中生是會大有作為的。當然她的心裏也有“恕罪”和“救贖”的心理，因為父親有“曆史問題”，家裏又出了四個“右派”，自己必須下到農村在艱苦的勞動中好好改造思想，以洗滌身上的汙點；她也想通過自己的奮鬥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讓貧窮的農民過上好日子，實現一種“救贖”。於是，她義無反顧地報名下鄉要當一個新農民！
經過一個月的培訓，曉競被分配到了安徽省肥西縣原店公社利和大隊唐拐生產隊，他們同來的8個合肥知青被安置到唐姓地主家昔日的莊園，曉競有幸住在樓上的閣樓裏。幾個月後，大隊為青年點蓋了三間草房，二男二女各住一間，中間為廚房。這是個人多地少的窮地方，老鄉們違心的熱烈歡迎，很快就過去了，他們和農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隻為吃飽飯而多掙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