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熙載的散文多模仿先秦諸子，以立意為宗。他說自己談藝“好言其概”，故以“概”名書。“概”的涵義就是，得文章的大意，說文章的概要，以簡馭繁，以少概多，使人明白要旨，觸類旁通。這是劉熙載談藝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藝概》的特色所在。
正是從“詩品出於人品”這一原則出發，劉熙載推崇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等人。
也正是根據“詩品出於人品”這一精神，劉熙載才大膽地把曆來尊為正統的溫庭筠、韋莊的婉約派列入“變調”，而把蘇軾開創的豪放派列入“正調”。在《書概》中，劉熙載同樣從字的內涵來比喻人的內在素質，強調“字如其人”。他說：
不僅如此，劉熙載還更形象、更具體地把不同的人寫出不同的字作了進一步闡述，他說：
聖哲之書溫醇，駿雄之書沉毅，畸士之書曆落，才子之書秀穎。
在《賦概》中，他說：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蕩而賦出焉。
交融才能產生好的作品，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境界。在《詩概》和《詞曲概》中，劉熙載提出，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
感情必須深刻，文學作品如果隻重外在的美，不能抒發胸臆，盡管辭藻華麗，也是沒有生命力的。他認為，詞曲“以色論之，有借色，有真色”，“詩有借色而無真色，雖藻繪實死灰耳”。在這裏的借色是人工雕飾的美，真色是事物本質的美。
劉熙載肯定了有個性和獨創性的作家作品，反對因襲模擬、誇世媚俗的作風。他認為:“在古人為清新者，襲之即腐爛也”，如果“拾得珠玉，化為灰塵，豈不重可鄙笑”，因此，文學作品“切忌拾古人牙慧”。
文之為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在《藝概》中，劉熙載對“物我”、“情景”、“義法”種種關係的論述著重揭示了這幾個要素之間是如何辯證統一的，而且突出了“我”、“情”、“義”的主導作用。
在《書概》中，劉熙載在論及書法中“醜”與“美”的關係時，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話：
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
一醜字中丘壑未易盡言。
這前後兩者的意思是連貫的，“不工”就是醜的具體內容，劉熙載將學書過程昀後落
實在“工求不工”，以“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為審美標準，這與傳統觀念正好相反，自有其獨特美妙之處。正因為能夠把握藝術辯證，劉熙載評價作家作品時，往往有獨到之見，長處和短處都能如實指出。他說：
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
劉熙載論表現手法與技巧時，還提出了一係列相反相成的藝術範疇，如深淺、重輕、勁婉、直曲、奇正、空實、抑揚、開合、淡麗等等觀點，對後來的文藝創作有所啟發。《藝概》是劉熙載談文說藝的精華薈萃，是劉熙載昀重要的學術理論著作，也是晚清的一部優秀的文藝理論著作。
劉熙載的《藝概》被認為是我國近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優秀的古典美學經典之作，他的廣博和慧深為後代許多學者所推崇。而劉熙載也成為我國古典美學的昀後一位思想家，被譽為“東方黑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