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相互尊重與理解的基礎上，魯迅與鬱達夫在創作上有過成功的配合。1928年8月8日，《申報》刊登了《咖啡座·上海咖啡》一文，作者署名“慎之”，說上海有一家“革命咖啡店”，是文藝界名人理想的樂園，出入者有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也有魯迅和鬱達夫，他們在那裏或高談，或沉思。鬱達夫讀後撰寫了《革命廣告》一文予以批駁。因為創造社、太陽社的批評家不但在文章中把魯迅說成是“的確不行了”的“老頭子”，並且濫用“階級”“革命”“意識形態”等新名詞，所以鬱達夫用諷刺筆調寫道，“因為‘老’，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所以“不革命的老人魯迅”是不會邁進“革命咖啡店”的。鬱達夫還援引了魯迅挖苦這類膚淺的“革命文學家”的話：“你若要進去，你須先問一問，‘這是第幾階級的？’否則，階級弄錯了，恐怕不大好。”更值得注意的，是鬱達夫說自己也是“一個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有”的隻是“有閑”，“有閑”，失業的“有閑”，乃至第幾千幾X的“有閑”。凡熟悉“革命文學論爭”的讀者都會知道，“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是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諷刺魯迅的用詞，魯迅曾選編《三閑集》一書予以反擊。成仿吾跟鬱達夫同為創造社的發起人，早在1918年就結下了深厚的文字因緣。但在這場論爭中，鬱達夫卻堅定地站在了魯迅一邊。魯迅也寫了一篇回擊“慎之”的雜文《革命咖啡店》，跟鬱達夫的《革命廣告》一文堪稱雙璧。在跟梁實秋的論爭過程中，魯迅跟鬱達夫的配合顯得更為默契。梁實秋的《盧梭論女子教育》發表之後，魯迅撰寫了批駁文章《盧梭與胃口》《頭》。鬱達夫的批駁文章寫得更多，如《盧梭傳》《盧梭的思想和他的創作》《翻譯說明就算答辯》《關於盧梭》，以致遭到了梁實秋的人身攻擊。
魯迅與鬱達夫的成功合作，更突出表現於合編文學月刊《奔流》。該刊1928年6月20日創刊，1929年12月20日停刊，共出15期。這是一份側重翻譯介紹外國革命文藝作品和理論的刊物，編輯意圖是想“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鬱達夫《回憶魯迅》）鬱達夫在該刊共發表譯文及答讀者問十二篇（其中小說《幸福的擺》分上、下篇），幾乎每期目錄頁都會出現他的名字，其中重要的譯文有《伊勃生論》《托爾斯泰回憶錄雜記》等。魯迅對鬱達夫的觀點和努力給予了充分肯定。 如鬱達夫認為德國作家魯道夫·林道的《幸福的擺》有世界主義和厭世主義傾向，魯迅在《〈奔流〉編校後記·二》中指出，“這是極確鑿的”。鬱達夫翻譯的《托爾斯泰回憶雜記》刊登時，魯迅在“編校後記”中更予以高度評價。對於魯迅為《奔流》付出的艱辛勞動，鬱達夫也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坦率承認：《奔流》名義上是他跟魯迅合編的刊物，但約稿，校對，寄發稿酬……這些瑣事都是魯迅一人出的力。
正是在這種相互尊重與理解的基礎上，魯迅與鬱達夫在創作上有過成功的配合。1928年8月8日，《申報》刊登了《咖啡座·上海咖啡》一文，作者署名“慎之”，說上海有一家“革命咖啡店”，是文藝界名人理想的樂園，出入者有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也有魯迅和鬱達夫，他們在那裏或高談，或沉思。鬱達夫讀後撰寫了《革命廣告》一文予以批駁。因為創造社、太陽社的批評家不但在文章中把魯迅說成是“的確不行了”的“老頭子”，並且濫用“階級”“革命”“意識形態”等新名詞，所以鬱達夫用諷刺筆調寫道，“因為‘老’，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所以“不革命的老人魯迅”是不會邁進“革命咖啡店”的。鬱達夫還援引了魯迅挖苦這類膚淺的“革命文學家”的話：“你若要進去，你須先問一問，‘這是第幾階級的？’否則，階級弄錯了，恐怕不大好。”更值得注意的，是鬱達夫說自己也是“一個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有”的隻是“有閑”，“有閑”，失業的“有閑”，乃至第幾千幾X的“有閑”。凡熟悉“革命文學論爭”的讀者都會知道，“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是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諷刺魯迅的用詞，魯迅曾選編《三閑集》一書予以反擊。成仿吾跟鬱達夫同為創造社的發起人，早在1918年就結下了深厚的文字因緣。但在這場論爭中，鬱達夫卻堅定地站在了魯迅一邊。魯迅也寫了一篇回擊“慎之”的雜文《革命咖啡店》，跟鬱達夫的《革命廣告》一文堪稱雙璧。在跟梁實秋的論爭過程中，魯迅跟鬱達夫的配合顯得更為默契。梁實秋的《盧梭論女子教育》發表之後，魯迅撰寫了批駁文章《盧梭與胃口》《頭》。鬱達夫的批駁文章寫得更多，如《盧梭傳》《盧梭的思想和他的創作》《翻譯說明就算答辯》《關於盧梭》，以致遭到了梁實秋的人身攻擊。
魯迅與鬱達夫的成功合作，更突出表現於合編文學月刊《奔流》。該刊1928年6月20日創刊，1929年12月20日停刊，共出15期。這是一份側重翻譯介紹外國革命文藝作品和理論的刊物，編輯意圖是想“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鬱達夫《回憶魯迅》）鬱達夫在該刊共發表譯文及答讀者問十二篇（其中小說《幸福的擺》分上、下篇），幾乎每期目錄頁都會出現他的名字，其中重要的譯文有《伊勃生論》《托爾斯泰回憶錄雜記》等。魯迅對鬱達夫的觀點和努力給予了充分肯定。 如鬱達夫認為德國作家魯道夫·林道的《幸福的擺》有世界主義和厭世主義傾向，魯迅在《〈奔流〉編校後記·二》中指出，“這是極確鑿的”。鬱達夫翻譯的《托爾斯泰回憶雜記》刊登時，魯迅在“編校後記”中更予以高度評價。對於魯迅為《奔流》付出的艱辛勞動，鬱達夫也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坦率承認：《奔流》名義上是他跟魯迅合編的刊物，但約稿，校對，寄發稿酬……這些瑣事都是魯迅一人出的力。
魯迅和鬱達夫在美術領域也有過合作的範例。1933年秋，上海良友圖書公司趙家璧先生約請魯迅、鬱達夫譯介比利時木刻家麥綏萊勒的木刻。魯迅譯介了《一個人的受難》，鬱達夫譯介了《我的懺悔》。麥綏萊勒十分感動地說：“這是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對我藝術的支持。”不過也有一些合作計劃未能實現。比如，1924年，魯迅建議跟鬱達夫合編一部小說選，專收各地定期刊物發表的新人新作。後來，鬱達夫去武昌執教，魯迅南下廈門，“大家走散了”，這項計劃遂成泡影。又如，1930年4月20日，魯迅致函鬱達夫，建議合譯《高爾基全集》，每人翻譯兩本，後來因為魯迅“忙得幾乎沒有自己的工夫，達夫似乎也不寬裕”（1929年11月8日致章廷謙），這項計劃又未實現。
在談到魯、鬱之間的合作和友情時，讀者自然還會想到跟鬱達夫有關的那幾首魯迅舊體詩，如五絕《無題》（“煙水尋常事”）、七絕《無題》（“洞庭木落楚天高”）、七律《自嘲》、七絕《答客誚》等，其中關係最為直接的是魯迅那首著名的七律《阻鬱達夫移家杭州》。原作無題，高疆先生在1934年7月20日出版的《人間世》第8期發表《今人詩話》時添加了此題，楊霽雲先生輯錄《集外集》時又加以沿用。因為《集外集》出版之前魯迅曾經過目並撰寫“序言”，所以研究者據此認為這個題目是經過魯迅審定的。記得我初讀《今人詩話》時有一種直覺，感到署名“高疆”者是一位跟鬱達夫和周氏兄弟交情都不淺的人，嗜好抽煙，文筆“幽默”，懷疑就是該刊主編林語堂的化名，但至今並無確證，不排除有妄測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