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詩題帶來了一個疑問：魯迅為鬱達夫當時的妻子王映霞書寫此詩是1933年12月30日，而鬱、王二人移居杭州是在此前的八個月，即當年的4月25日。有研究者因此懷疑這個詩題的合理性：既成事實，再“阻”何用？我認為，這是對“阻”字的狹隘理解。通觀全詩，魯迅是認為杭州當時的生存環境跟吳越王錢鏐的時代一樣黑暗，根本不適合進步文化人居留。他對鬱達夫既可勸阻於前，也可勸阻於後；更何況在1936年春“風雨茅廬”建成之前，鬱達夫常奔波於滬杭兩地。鬱達夫回憶，他因不聽魯迅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由這句話推測，魯迅有可能言諫於前，詩諫於後；也可能先有詩作，後書條幅。總之，這些都無妨於對本詩主旨的把握，似不必深究。
對詩中“何似舉家遊曠遠”一句中“曠遠”一詞的理解，研究者也有分歧：張向天在《魯迅舊詩箋注》中解釋為“天高皇帝遠的上海租界”，陳夢韶在一篇詮釋文章中解釋為“遙遠的解放區”（《文史哲》1978年第3期），還有人解釋為“廣闊的革命鬥爭”；更有一位研究者說，這暗示魯迅希望鬱達夫“舉家去蘇聯遊曆一次”（《試談魯迅贈鬱達夫的兩首詩》，載於《語文教學研究》1979年第4期）。其實，“曠遠”就是杭州之外的其他廣闊遙遠之地；意即逃脫了政治高壓，鬱達夫才能有所作為。但這個“曠遠”究竟在哪裏，魯迅心中並沒有實指。魯迅曾說，他規勸老朋友林語堂不要一味玩幽默，但“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同樣，魯迅也決不可能給鬱達夫出難題，讓他去蘇聯或解放區。
《阻鬱達夫移家杭州》一詩還涉及鬱達夫的家庭變故問題。據鬱達夫說，變故的原因是妻子王映霞與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有染。最近出版的一些鬱達夫傳記中更以一位詩人晚年尚存爭議的回憶為依據，說王映霞跟國民黨頭子戴笠也有私情。但據王映霞生前多次表示，這完全是子虛烏有。“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審問她時，她的回答也是“沒有就是沒有”。1990年冬我在台灣碰到應胡建中之邀出訪台灣的王映霞和她的女兒鍾嘉利。有一次，陳立夫約見王映霞母女，談及當年鬱達夫要求《大風》旬刊總編輯陸丹林將王映霞與許紹棣的通信分寄蔣介石、於右任、邵力子、葉楚傖等黨國要人。蔣介石將這些信函交陳立夫處理。陳讀完之後的印象是內容一般，並不是情書。王映霞還說，她認識戴笠也是通過鬱達夫的關係。王映霞從新加坡返回重慶之後戴笠為她介紹了短期工作，並給她介紹了對象，並無同居或贈送別墅之事。這是《阻鬱達夫移家杭州》的一段插曲，可錄以備考。
鬱達夫對魯迅的深情厚誼不僅表現在平時的合作，還生動表現在動亂歲月或非常時期。1932年1月28日上海戰爭爆發，魯迅一家突陷火線中，在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先生的幫助下離寓避難，一時下落不明。鬱達夫化名“馮式文”，以魯迅親戚的身份在1932年2月3日的《申報》刊登尋人啟事，希望能盡快取得聯係，表現出超越於親情的友情。1936年10月19日，魯迅溘然長逝，當時鬱達夫在福州擔任福建省政府參議。那天晚上，鬱達夫在福州倉山區南台島一家餐館吃飯，同席一位日本記者告知這一噩耗，他開始以為是謠傳；席未終即至報社，從中央社電稿中才證實了這一消息。鬱達夫立即通過《申報》給許廣平拍發了唁電：“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麵談。”他當晚打點行裝，翌日淩晨就匆匆跳上三北公司的靖安號輪船返回上海。途中手書一條幅：“魯迅雖死，精神當與我中華民族永在。”22日上午10時船剛靠岸，他就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將熱淚拋灑在魯迅靈前，又親自送葬至萬國公墓。鬱達夫的上述表現，跟某些“魯迅戰友”當時的表現形成了強烈對照。
魯迅去世之後，鬱達夫撰寫了一些紀念魯迅、緬懷魯迅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1939年3月至8月刊登於上海《宇宙風乙刊》的《回憶魯迅》一文。這篇片斷式的文章大約15000字，從魯迅喪事寫起，回憶了他在北京、廣州、上海時期跟魯迅交往的一些重要片斷。文中偶有小誤，比如他說跟魯迅初見是在北京西城“磚塔胡同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裏”，而實際上是在1923年2月17日周作人做東的一次午宴上。有些看法也還可以榷商，如文中援引一位學生的話，說魯迅“不穿棉褲，是抑製性欲的意思”。但總體而言，內容十分真實，其中回憶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官”，以及對章士釗提起訴訟的心態，跟現代評論派和創造社的糾葛，與周作人絕交的原因，尤具參考價值。還有一些內容，對澄清目前魯迅研究領域的一些問題也頗有裨益。比如有人說魯迅臨終前曾斷然表示“日本我是不去的”，而鬱達夫幾次提到，魯迅跟他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又有人說北洋政府和國民黨黨部行文通緝魯迅純屬子虛烏有，而鬱達夫則證實“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是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這份通緝名單中，既有魯迅，也有鬱達夫。鬱達夫還進一步談到，“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由此可見，輕率否定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魯迅是站不住的。
談及魯迅跟鬱達夫的情誼，不少人都會感到奇怪，因為他們的性格、氣質、文藝觀點、創作風格的確存在很大的差異。在性格氣質方麵，魯迅堅韌峻急，不懼憚生活的風沙和靈魂的粗糙。鬱達夫雖然有時也呈現出個性剛毅的一麵，但在外來攻擊麵前常常表現得神經纖細，異常脆弱。魯迅生活態度十分嚴肅，寧自虐而不放縱，而鬱達夫則作風浪漫，甚至偽裝頹唐。在人際交往上，魯迅跟鬱達夫的愛憎好惡有時截然相反。比如，魯迅十分憎惡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乃至擴大打擊麵，把丁西林、李四光、陳翰笙這樣的進步學者都視為“論敵”，而鬱達夫卻跟現代評論派成員保持著良好關係，並一度希望創造社能跟《現代評論》合作，郭沫若在日本得知這一消息後不禁傷心痛哭。魯迅特別反感徐誌摩的詩作，而鬱達夫跟徐誌摩在杭州府中學同班又同宿舍，兩人感情甚篤。魯迅文藝思想形成和發展的脈絡比較清晰，後期尤自覺學習新興文藝理論，而鬱達夫的文藝思想則相當龐雜：法國法朗士的“作品是作家自敘傳”的觀念，盧梭的“反歸自然”說，德國麥克斯·施蒂納的個性主義和自我表現意識，18世紀英國文壇的感傷主義，特別是自然主義影響下產生的日本“私小說”，都在鬱達夫的作品中留下了斑駁的藝術投影。魯迅坦率承認，“對於文學的意見”，他跟鬱達夫“恐怕是不能一致的”（《偽自由書·前記》）。比如鬱達夫認為杜甫律詩的創作成就超過了他的古體詩，而魯迅則認為杜甫的律詩尚可模仿，而其古體風力高昂，無法企及。對於鬱達夫的小說《迷羊》，魯迅也公開表示過反感。就創作成就而論，魯迅是雜文第一，小說第二，詩詞散文影響第三。而郭沫若、劉海粟等認為，鬱達夫是詩詞第一，散文第二，小說第三，評論第四。林語堂認為魯迅首先是一位戰士。他在《魯迅之死》一文中寫道：“德國詩人海涅語人曰，我死時，棺中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而鬱達夫卻在民權保障同盟成員聚會時對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說：“我是作家，不是戰士。”我相信這是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