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此信三天之後，朱我農又給胡適寫了一封信，提到經過胡適勸阻，他沒有寄出斥責饒毓泰的信，但他進一步預言了饒和毅農結合必然釀成悲劇：
因為小妹略有神經病，如果長此下去，樹人時時氣她，玩她，必定要成瘋癲而後止的。這不是我過慮之談，也不是我的亂斷。
日後事態的發展，證實了我農的預言的確不是杞人憂天。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我們自然不能把朱我農對他妹夫的看法當做對饒毓泰的客觀評價，但從中可以概括出毅農發生家庭悲劇以致發瘋致死的三個原因：一、毅農婚前體格並不見佳，且有精神障礙，時而抑鬱，時而狂躁。二、毅農跟饒毓泰結合的感情基礎並不牢固，而且饒婚前另有所戀。他們的結合，看來是經過友人或他人的撮合，並屈於輿論的壓力。三、胡適始終是朱毅農內心世界裏的一道陽光。有了這束陽光她就可以奇花綻放，失去這束陽光就會變成冰川世界。
從現存朱毅農致胡適的25封書信來看，婚後的毅農對胡適仍充滿了深情：胡適是她的老師，兄長，又是可以坦誠內心隱秘的朋友，而對於丈夫則略有微詞，流露出雙方感情的冷淡。最早的一封寫於1925年2月5日，內容是請胡適調解她跟二哥的矛盾。3月20日的信為病中書，當時毅農剛能坐起，“心口仍舊有些微痛，寫字手仍發顫”。7月25日的信談到兩個星期前曾把自己給丈夫的兩封信和丈夫給她的一封信都轉寄給胡適看——“我那時神經多麼錯亂，什麼話都告訴你，你們不笑我麼？”可見她對胡適能吐肺腑之言，已無隱私。9月10日的信是寫給胡適夫婦，當時饒毓泰到南開大學教書，已在天津安家，特意留了一間小客房，歡迎胡適夫婦到他們風景優美的新家來讀書。她當然知道胡夫人江冬秀基本上不識字，絕無“讀書”的雅好；她又在信中特別申明，她的客房太小，“一次隻可容一位客”。那麼在胡適夫婦當中，她到底盼望誰來就不言而喻了。1926年5月21日的信，說她跟丈夫身體都不很好，每天各忙各的事情。1926年7月胡適去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臨行前給毅農寫信並寄英文小說集，供她創作小說借鑒。毅農萬分感動，在6月9日信中稱胡適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先生”。1929年2月1日的信，說她“近來精神還是不十分強健”，丈夫“久無信來，殊令人不解”，充分暴露了兩人之間的感情危機。後來毅農的長兄把她接回家，住進一處專為她租的“瘋人院”，表明她已走進了情感的窮途末路了。
五、以史解詩文——胡適研究新路徑
筆者梳理胡適與朱毅農交往的史料，著眼點當然不是為了增添一點文壇八卦，聊供讀者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而是因為這不僅是胡適生平傳記中不應抹去的內容，有助於呈現胡適血肉豐滿的形象，而且對於重新闡述胡適的相關詩文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胡適在《四十自述·自序》中提到：
前幾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發憤寫了一部六千字的自傳，我讀了很感動，認為是中國婦女的自傳的破天荒的寫實創作。但不幸她在一種精神病態中把這部稿件全燒了。當初她每寫成一篇寄給我看時，我因為尊重她的意願，不替她留一個副本，至今引為憾事。
美籍華裔學者夏誌清在《小論陳衡哲》一文中，曾推測這位“焚毀斷癡情”的人是胡適女友陳衡哲。我在《胡適與陳衡哲》一文中也沿襲這一說法。現在看來純屬臆斷，這裏所說的“一位女朋友”就是朱毅農，她焚毀的這部書稿叫《去影》。她創作的目的不過是描寫中國新舊過渡時代男女交際的狀況，因為素材完全是取自自己的經曆，所以胡適視為“自傳”。饒毓泰根本不看這部書稿，但胡適卻看得很認真，且給予好評。毅農因此頗為得意，她說，“胡適的恭維話，不過是和我以前的一位國文老師給我的‘雷霆敏銳，冰雪聰明’的批語，同樣的用意”。她在信中問胡適：“凡是對於神經質的學生，普通教授法大概如此。哈哈！我猜對了吧？”此時，朱毅農已有作品在《南開周刊》發表。不久，毅農又為《去影》這個書名而懊惱，因為書名容易引起讀者對她和她家庭產生聯想，“可是已經改不得了”。
《去影》完成後，朱毅農鬆了口氣，但又有諸多顧慮，發誓今後再寫小說要做到四點：一、不寫自己的事。二、不寫關於愛情的材料。三、不多寫。四、得好好寫。因為《去影》談及朱毅農的諸多隱私，所以她再三拜托胡適不能跟任何人說。以上情況見諸朱毅農給胡適的最後一封信，日期不詳，信紙右側寫了“付火”二字，就是要胡適閱讀焚毀。“付火”二字的右邊還加了兩個圈，表示強調。從上可見，了解胡適與朱毅農的這段情緣，不僅有助於正確解讀《四十自述·自序》，而且可以進一步了解到，在中國現代自傳體作品的創作過程中，胡適與朱毅農是相互促進的。
了解胡適與朱毅農的這段情緣，對於重新闡釋胡適的詩作也很有裨益。除了本文開頭援引的那首《三年不見他》之外，至少還有一首《杜鵑》。
1928年4月4日，胡適跟友人和長子祖望從上海出發遊廬山，返滬後寫了一篇《廬山遊記》，刊於《新月》雜誌第1卷第3號，同年又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單行本。文中有一首七言絕句，寫的是從海會寺到白鹿洞途中觀賞的花草樹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