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靜之當時的苦衷是什麼？主要是“債鬼纏身”。當時汪靜之家裏每年供應他一百三四十元學費和生活費，但上學的實際開銷一年要一百七八十元，而汪靜之又喜歡買書，所以常常感到捉襟見肘。他在致胡適信中描述了當時的困境：“我的絮被是家中的一條年紀很老了的小而破的絮被，實在沒有什麼暖和，近來很嚴寒，夜間凍得發抖抽腳筋”；“我的棉襖還是十五歲時候做的，現在小而破都不在乎，隻是寒冷的痛苦使我讀書不安神”。為了幫助汪靜之擺脫困境，胡適不但一而再再而三借錢給他（僅這封信透露，他先向胡適借了四十元，很快又想再借二十元），而且為他向亞東力爭盡可能多的稿費。汪原放1922年7月6日致胡適信，說汪靜之不願抽版稅，要一次性稿酬以應急需，汪原放斟酌後送了汪靜之一百五十元稿費，問胡適這個數目是否適當。可見《蕙的風》從出版直到結算稿費，胡適一直都從中斡旋。
有趣的是，自稱小學生的汪靜之在已經“暴得大名”的大學者胡適麵前，語態一點也不謙恭。雖然是他有求於胡適，但說話行文中常常是命令式的口吻，顯得頤指氣使。比如，他信中說：“我的頭很硬直，不為他人而低頭；我的笑很天真，不為他人而諂笑！我絕不低頭！我絕不低頭！！”在同年4月9日信中，汪靜之對胡適采用的幾乎全是責怪的口吻：“十日前給你一封快信，為什麼仍舊沒有答複呢？要曉得我是個沒有餘錢寄快信的窮鬼嗬！兩封快信的寄費，我可以買一本書了。《蕙的風》全集都是壞不堪言的不成其為詩，也難怪先生不屑一顧；但為甚像下了海似的音信全無呢？我們居於小學生地位的人要想出版一本詩集這點小事情竟遭了這許多波折，我實在不耐煩了，請將原稿寄回，讓我把他燒個幹淨罷！我知道你忙的很，我也不敢用那種觸目的東西來損失你寶貴的光陰。如果已替我刪改好了，那是更好；如未刪改，那我也等不得了，請你即刻掛號寄來，讓我自己來刪改一番。序，做或不做，都隨便你的願意。唉！我真想不到《蕙的風》的難產竟擱淺到這麼久！大學者嗬，你們太不體貼小學生的微弱無力的心了！！你們太不熱心於小學生的奮勇向上的心了！！！”在這封信中，汪靜之再次向胡適借三十元錢，又讓胡適做他的介紹人擔保人，向另一位安徽資本家汪自新籌措學費。他用長輩告誡晚輩的口吻對胡適說：“請不要把我的話當做耳邊風！”重讀當年這些信函，既可看出剛滿二十歲的汪靜之的幼稚剛直，也可看出大學者胡適的寬容大度。
盡管汪靜之說，替不替他的詩集作序都隨胡適的便，但胡適卻在兩個月內為《蕙的風》寫了一篇序言。正是汪靜之的《蕙的風》和胡適的這篇序言，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地位。
汪靜之當時的苦衷是什麼？主要是“債鬼纏身”。當時汪靜之家裏每年供應他一百三四十元學費和生活費，但上學的實際開銷一年要一百七八十元，而汪靜之又喜歡買書，所以常常感到捉襟見肘。他在致胡適信中描述了當時的困境：“我的絮被是家中的一條年紀很老了的小而破的絮被，實在沒有什麼暖和，近來很嚴寒，夜間凍得發抖抽腳筋”；“我的棉襖還是十五歲時候做的，現在小而破都不在乎，隻是寒冷的痛苦使我讀書不安神”。為了幫助汪靜之擺脫困境，胡適不但一而再再而三借錢給他（僅這封信透露，他先向胡適借了四十元，很快又想再借二十元），而且為他向亞東力爭盡可能多的稿費。汪原放1922年7月6日致胡適信，說汪靜之不願抽版稅，要一次性稿酬以應急需，汪原放斟酌後送了汪靜之一百五十元稿費，問胡適這個數目是否適當。可見《蕙的風》從出版直到結算稿費，胡適一直都從中斡旋。
有趣的是，自稱小學生的汪靜之在已經“暴得大名”的大學者胡適麵前，語態一點也不謙恭。雖然是他有求於胡適，但說話行文中常常是命令式的口吻，顯得頤指氣使。比如，他信中說：“我的頭很硬直，不為他人而低頭；我的笑很天真，不為他人而諂笑！我絕不低頭！我絕不低頭！！”在同年4月9日信中，汪靜之對胡適采用的幾乎全是責怪的口吻：“十日前給你一封快信，為什麼仍舊沒有答複呢？要曉得我是個沒有餘錢寄快信的窮鬼嗬！兩封快信的寄費，我可以買一本書了。《蕙的風》全集都是壞不堪言的不成其為詩，也難怪先生不屑一顧；但為甚像下了海似的音信全無呢？我們居於小學生地位的人要想出版一本詩集這點小事情竟遭了這許多波折，我實在不耐煩了，請將原稿寄回，讓我把他燒個幹淨罷！我知道你忙的很，我也不敢用那種觸目的東西來損失你寶貴的光陰。如果已替我刪改好了，那是更好；如未刪改，那我也等不得了，請你即刻掛號寄來，讓我自己來刪改一番。序，做或不做，都隨便你的願意。唉！我真想不到《蕙的風》的難產竟擱淺到這麼久！大學者嗬，你們太不體貼小學生的微弱無力的心了！！你們太不熱心於小學生的奮勇向上的心了！！！”在這封信中，汪靜之再次向胡適借三十元錢，又讓胡適做他的介紹人擔保人，向另一位安徽資本家汪自新籌措學費。他用長輩告誡晚輩的口吻對胡適說：“請不要把我的話當做耳邊風！”重讀當年這些信函，既可看出剛滿二十歲的汪靜之的幼稚剛直，也可看出大學者胡適的寬容大度。
盡管汪靜之說，替不替他的詩集作序都隨胡適的便，但胡適卻在兩個月內為《蕙的風》寫了一篇序言。正是汪靜之的《蕙的風》和胡適的這篇序言，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地位。
在這篇序言中，胡適將汪靜之劃歸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第二代少年詩人：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康白情和俞平伯，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就是汪靜之這批“湖畔詩人”。在胡適的心目中，汪靜之“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個”。
胡適指出了汪靜之詩歌的稚氣與淺露，但又認為“稚氣究竟遠勝於暮氣”，“淺露究竟遠勝於晦澀”，並進一步肯定了這種稚氣中的“新鮮風味”和“淺露”下的“深入而淺出”。最受到胡適讚揚的是他“詩體的解放”。“我覺得他的詩在解放一方麵比我們做過舊詩的人更徹底的多，當我們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詩時，我們的‘新詩’實在還不曾做到‘解放’兩個字，遠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長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後來周作人在《情詩》一文中，也指出《蕙的風》發出的是“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然而遺憾的是，汪靜之後來寫給符竹因的詩多達數百首，大多是模仿白居易的“白話舊體詩”，基本談不上詩體的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