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在那裏躑躅著。
1922.5.28
（2）1922年11月19日信
由於《蕙的風》出版後引發了爭議，汪靜之在致胡適信中懺悔他出版了這部“未成熟的詩集”。麵對胡夢華的攻擊，汪靜之表示他並不在意。他的態度是：“譽我的是引我的線，毀我的是策我的鞭，都是益我的，促我進步的，我一樣感謝他們。”但他又坦陳，當讀到胡夢華的批評時，他曾有點疑惑自己，後來讀了周作人的文章，才敢“重新肯定自己走的是極正當的路，毫無非人性的墮落的傾向”。信中又請胡適幫他申請到日本留學的官費，如赴日生員滿額，則請再幫他聯係留學法國。信中提到胡適此前已通過亞東圖書館彙給他三十元，但還想再借五十元。
（3）1923年端午節前二日
當時胡適到杭州療養，汪靜之為他寫了一首遊戲之作：“先生心醉西湖美，腳氣心愁銷盡否？北地黃沙味若何，和西湖水兩相比。”信中又托胡適為他謀職。此前胡適介紹汪靜之到商務印書館工作，未果。
（4）無年月日
此信提及“今年死別兩個朋友”，其中包括胡思永，應寫於1923年。汪靜之在信中談到他正在創作兩部敘事詩：一部叫《佛的戀愛》，另一部叫《孔子與西施》（有千餘行），“懷胎已滿期，不久可出世”。他自認為將是“中國空前的長篇敘事詩”，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愛子”。但不知何故，汪靜之寄予厚望的這兩部長詩後來並未發表。當時汪靜之既無錢，“又有鼻病”,因此再向胡適借數十元，以濟“緊急的正用”。
（5）無年月日
因信中提及請胡適聯係《支那二月》文藝季刊的出版問題，估計寫於1924年夏秋之際。1923年8月28日，汪靜之跟家裏包辦的未婚妻曹秋豔解除婚約，於1924年4月4日與符竹因結婚。但汪父經商破產，“家中日窮一日，甚至無以為炊”，符竹因家中“亦極貧窮”。他們既無法讀書，又因資曆淺而到處找不到工作，於是函托胡適為他謀職：或教員，或編輯。如無事可做，就讓胡適給他寄車費到北京大學旁聽半年國學，並想到胡適北京寓所或《努力》周報社借住。汪靜之向胡適求援時寫道：“先生嗬，現在隻有你能救我，求你從速為我設法！”“隻有你能救我”一句，表現了胡適在汪靜之當時心中的顯赫地位。
（6）無年月日
因信中提及給中學生講文學史，應寫於1924年在武昌旅鄂湖南中學任教期間。信中要借胡適的《國語文學小史》做他的講義。
（7）無年月日
此信應寫於1924年。信中提及他使用胡適的《國語文學小史》做講義，“學生們都很歡迎”。
（8）無年月日
應寫於1924年秋。此時汪靜之失業回到杭州，想編一本初中國文教科書，同時標點李白、杜甫詩集，請胡適指教、刪定。
（9）1925年2月10日
汪靜之標點完李白、杜甫詩集，又寫了一篇論文《李太白及其詩》，請胡適撰寫序言；又說他“現在很拮據”，請胡適“介紹一職業以免餓死”。
（10）1929年10月9日
當時汪靜之在位於上海江灣路的建築大學任中文係教授。此前胡適曾介紹汪靜之到金華一所學校教高中，後因鐵民和翟俊千兩位朋友堅邀，汪靜之失信於金華，特寫信跟胡適解釋，表達歉意。
附件：無年月日
這是汪靜之致三叔函，但保存在胡適處。他三叔之子汪濤在重慶幹部訓練團一團任職，涉嫌參與“陰謀暴動暗殺教務長”案件被捕，汪靜之到重慶斡旋未果，寫信建議三叔請胡適“電最高當局”營救。估計他三叔將此信轉交給了胡適。
僅通過以上這些保存不完整的信函，可以充分證明汪靜之跟胡適的關係遠比跟魯迅親近；胡適對汪靜之事無巨細的幫助，也遠勝於魯迅對他的幫助。那麼為什麼直到晚年汪靜之都沒有寫出一篇類似於《魯迅——蒔花的園丁》的回憶錄來憶念胡適呢？這主要是因為汪靜之在“湖畔詩友”的影響下不斷追求進步，創作了《天亮之前》這種歌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抒情詩，而胡適卻由一個處於邊緣地帶的文化人逐漸進入了蔣介石政權的政治中心。《汪靜之自述生平》中寫道：“胡適之是最早反對共產主義的，因此後來共產黨這一派就罵胡適之。我看了罵胡適之的文章，認為對，覺得這個有理，因此我也瞧不起胡適之了，我後來就不高興再和他通信，雖然他是我的恩師，又是家鄉的小同鄉。”（《汪靜之先生紀念集》，第259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直至1994年8月1日，汪靜之在《六美緣》一書的自序中，還稱胡適是“五四時代的右派名家”“資產階級的聖人”。不過，後來的“瞧不起”歸“瞧不起”，他跟胡適曾經有過的交往畢竟成了無法抹去的曆史。
同樣是出於政治上的顧忌，汪靜之在《魯迅——蒔花的園丁》一文中，對他跟周作人的關係也有所隱諱。這篇回憶錄說，他“在讀了魯迅的新詩《愛之神》之後，就給魯迅寫信，附了學寫的新詩請他指教。”查1921年6月13日的《魯迅日記》就有：“上午寄汪靜之信。”這都是魯迅寄回詩稿的回信。今天重讀，發現這段文字有移花接木之嫌。查魯迅日記，此前絕無汪靜之來信的記載，而依據魯迅日記的體例，應該是先前“得某某某信”，才會有後來的“寄某某某信”。參閱同一時期的魯迅書信，汪靜之第二個求教之人並非魯迅，而是周作人。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汪靜之說，“五四運動初期，魯迅沒有周作人名氣大。”直到1986至1993年汪靜之向女兒汪晴口述家史時，才坦陳他“第一個崇拜胡適之，第二個崇拜周作人，第三個才崇拜魯迅”。（《汪靜之自述生平》，《汪靜之先生紀念集》第259頁）不巧的是，1921年6月2日至9月21日，周作人因患肋膜炎到京郊香山碧雲寺養病，所以汪靜之寄周作人的信件才由魯迅代複。魯迅1921年7月13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說：“我想汪公之詩，汝可略一動筆，由我寄還。”直到同年9月8日，周作人才親自回複汪靜之同月3日的來信。所以，汪靜之如果活到今天，重寫回憶文章《蒔花的園丁》，他第一個應該提及的會是對他幫助最大的胡適，第二個提及的會是最喜歡他詩作的周作人，第三個提及的才會輪到魯迅。這才是曆史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