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明確強調“女子不讓須眉”
在《〈關於女人〉抄書代序》一文中，冰心抄錄了《紅樓夢》中的一段話，強調的是一種十分明確的“女子不讓須眉”（亦即“誰說女子不如男”）的婦女觀。序中雖然說這部作品是“假語村言”，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都有人物原型，其中也包括了冰心本人的人生經曆。《關於女人》的開篇題為《我最尊敬體貼她們》。在這篇文章中，冰心以她理解的男性眼光，在女性種種優點中，首先列出了三個：即溫柔，忍耐，細心。不過，“忍耐”似乎可以涵蓋在“溫柔”之中。“細心”固然是美德，不過在男性眼中，“漂亮”和“忠實”肯定會比“細心”更重要。
男人希望配偶漂亮，但自己不漂亮，並無潘安之貌，怎麼辦？所以冰心告誡說：“我以為男子要談條件，第一件就得問問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條件。比如我們要求對方‘容貌美麗’，就得先去照照鏡子……”這的確是男性求偶者的一帖清醒劑。
在這篇文章中，冰心最表同情的是既操持家務又外出工作的職業婦女——這也許跟冰心本人的身份不無關聯。她感到婦女爭取到參加社會勞動的權利之後，就使自己承擔起雙倍的責任和義務。如果工作和家庭兩不放棄，女性就會被這兩股繩索絞死。因此她強調，婚後的男人不能把家務的責任完全推卸給太太。
中國婦女衝破家庭桎梏步入社會，萌芽於清末，興起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由於一部分女性跟男性同樣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因而就具備了通過謀職獲取獨立經濟來源的條件，在政界、商界、醫療界、教育界開始閃動出女性靚麗的身影。不過在黨政機關服務的女性在職員中隻占百分之三左右，大多數婦女所從事的還是從家務衍生出來的職業——主要是教育。不過，對於女性而言，在家庭和事業之間進行選擇必然會麵臨兩難的境遇。其實早在1933年10月21日，魯迅在《關於婦女解放》一文中就談到過這種情況：一方麵，由於兩性之間“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別，女性必然在家庭中承擔一些特殊的職責，比如不能“隻給自己的孩子吸一隻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另一方麵，婦女又必須“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否則所謂男女平等“就都是空話”。（《南腔北調集》）1942年6月7日，巴金在致楊靜如的信中也寫到：“人不該單靠感情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讓生命的花開在事業上麵，也是美麗的……”（《巴金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33年8月）為了給束縛婦女的這“兩股繩索”鬆綁，20世紀40年代初，沈從文曾在《戰國策》刊物上提出了“婦女回家論”，但隨即受到了聶紺弩、葛琴等進步作家的批判，認為婦女首先“應該是社會的人，是社會活動的參加者”，隻有從事更遠大的事業，才能成為“新時代的賢妻良母”。
《關於女人》第二篇叫《我的擇偶條件》。早在1923年4月，被稱為“性博士”的張競生教授就已經提出：“愛情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包括感情、人格、狀貌、才能、名譽、財產等項。條件愈完全，愛情愈濃厚。”（《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1923年4月19日《晨報副刊》）這一觀點受到了不少人反駁。這些人認為：“戀愛就是戀愛。愛情的成分是至高無上的感情，加上性的感覺或更加入性的行為，而不容摻入其他條件，否則就不是純正的戀愛。”針對這種看法，張競生再次強調，愛情並不神秘，無條件即無愛情。男女之所以相愛，或因為情欲的衝動，或因為感情作用，或因為社會製約，那些反對“愛情有條件”的人，都承認“愛情是各種感情結合而成”，這就無異於肯定了感情是構成愛情的第一個條件。（《答複“愛情定則的討論”》，1923年6月20日至22日《晨報副刊》）
在《我的擇偶條件》中，冰心模擬“男士”的口吻，提出了二十五個條件，包括籍貫、年齡、職業、身材、文化教養……這些條件有些很符合冰心本人的性格，比如“喜歡海”“喜歡生物”“喜歡微醺的情境”……這些條件還曲折反映出作者為人處世是很注重“嗜好與習慣上的小節”，而不苛求對方的容貌和財力。
“母愛”是冰心作品的基礎主題
冰心《關於女人》一書共寫了十四個女性，首先寫的是《我的母親》。母親是冰心生命的創造者，也是她最初和最後的戀慕。“母愛”是冰心作品的一個基本主題。她認為，母愛是心靈的故鄉，生命的綠洲。母愛是人的一種天性，並不需要理由。母愛雖然或隱或顯，或出或沒，對於兒女而言都不差毫分；無論子女貧富或貴賤，母愛都不分厚薄。在《繁星》《春水》《寄小讀者》《南歸》《再寄小讀者》中，讀者都能看到她母親聖母般的身影，都能聽到她對母愛深情而熱烈的謳歌。在冰心筆下，母親是春光，她的膝上和懷裏，是孩子避風的港灣。我銘刻於心的是一首小詩：
母親嗬！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到它的巢裏；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隻躲到你的懷裏。
（《繁星·一五九》）
但是，冰心母親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抽象的，讓她立體化呈現在我心中的正是這篇《我的母親》。這篇作品雖然敘述者是虛擬的，但內容則基本屬實。讀了這篇作品，我才知道冰心的母親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賢妻良母”，善於相夫教子，跟子女之間建立了一種亦母亦友的關係，而且“有現代的頭腦，穩靜公平的接受現代的一切”。文中有一個生動感人的細節：大約是1908年一個大雪夜裏，冰心“幫著母親把幾十本《天討》一卷一卷的裝在肉鬆筒裏，又用紅紙條將筒口封了起來，寄了出去”。原來當時正值反清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冰心的幾位舅舅都是同盟會的會員，她母親就是這樣秘密協助他們從事革命活動。文中所說的《天討》，是《民報》發行的一種臨時增刊，章太炎主編。該刊刊登的《討滿檄文》，曆數滿族貴族統治集團的十四宗罪狀，在當時產生了強烈反響。
新中國成立後，冰心又有兩篇寫母親的文章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篇是1979年發表於《福建文藝》4、5期合刊的《我的故鄉》，另一篇是1988年3月8日發表在《人民政協報》上的《我的母親》。
《我的故鄉》寫的是冰心的家世。文中給我印象至深的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冰心之父作為“威遠”艦上的槍炮二副，隨時有犧牲的可能。此時她母親悄悄買了鴉片煙膏藏在身上，如果父親一旦殉國，她就立即服毒自盡。這件事的意義已經掙脫了封建“節烈觀”的樊籬，而具有鮮明的反帝愛國主義色彩。在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知道這位讓兒女引以為榮的母親，名字叫做楊福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