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或1942年春，高長虹離開重慶赴延安。據延安《文藝月報》報道，1941年5月至1942年8月，由丁玲同誌倡議，延安文化協會創辦了一個“星期文藝學園”，以“開展文藝運動和幫助文學青年等學習與寫作”為宗旨，每星期日上課一次，學員達120餘人。延安“星期文藝學園”第二學期一開課，高長虹首先應邀作了《對文學的認識》的報告，可見1942年初高長虹確已到達延安。大約是1981年，我在太原采訪了老作家姚青苗。他回憶說，1941年秋，高長虹赴延安之前，曾在當時閻錫山的“二戰區司令部”駐地——陝西宜川縣秋林鎮停留了兩個多月。姚當時跟他同住在一個窯洞裏。高長虹隨身帶了一篇長文，題為《我們為什麼還沒有勝利？》，內容是譴責國民黨政權政治腐敗，牟取私利，置國家民族存亡於不顧。當時在“民族革命通訊社”工作的一些進步人士將此文油印了七八十份，在閻偽二戰區駐地宣講散發，揭露了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投降路線，高長虹因此為當地政府所不容。後來還是通過“民族革命通訊社”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取得聯係，找了個可靠的老鄉帶路，通過敵我交錯地帶，才進入了革命聖地延安。
高長虹到延安後，跟他的親戚、延安魯迅圖書館負責人高戈武接觸過幾次。在北京我采訪了高戈武。據他回憶，高長虹曾表示，他很早以前就站在馬列主義立場上了。他很關心兒子高曙的情況，希望高曙能夠參加八路軍。他還曾到魯迅圖書館去借閱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準備寫一本《法西斯蒂》，係統揭露希特勒的暴行。他還說曾研究政治經濟學。實際上，他當時精神已經不很正常了。
對於高戈武先生提供的情況，我仍然覺得不滿足。這時，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組的負責人牛漢先生提醒我，可以再去問問舒群。舒群青年時代曾在東北商船學校讀書，當時的校長就是我的外祖父王時澤。他參加革命後，曾在延安和東北擔任過文藝部門的領導。這樣，1981年4月22日上午，我便抱著一線希望，走訪了舒群老伯。
舒老伯熱情接待了我。他說：“你找我算是找對了。對於高長虹在延安和東北的情況，比我更了解的人大約不多了。高長虹徒步進入延安之後，經有關方麵醞釀，責成延安魯藝代為照管，並給了他一個陝甘寧邊區文協副主任的名義。當時文協主任是柯仲平，高對這種安排有所不滿，因為他在狂飆社的地位比柯仲平高。高當時經常給延安《解放日報》第四版投稿，文、史、哲無不涉及，但由於缺乏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的武裝，思路不清。據我回憶，他的文章大約一篇也沒有采用。我當時曾接替丁玲擔任《解放日報》第四版的主編，出於對高的尊重，退稿時往往由我親自出麵，因此跟高接觸的機會比較多。1943年底至1944年8月，我改任魯藝文學係主任。高長虹住在魯藝北麵山頭的一個窯洞裏，我也住在魯藝校外的窯洞，與高的住處相距不遠。因為高由魯藝照管，所以我常去看他。在我的印象中，高長虹個子很矮，頭發半白，身體瘦弱，有點歇斯底裏，不過還保持著一點童心。他待人比較真誠，對延安‘搶救運動’中出現的擴大化現象十分不滿，但運動並沒有波及過他。”
1941年冬或1942年春，高長虹離開重慶赴延安。據延安《文藝月報》報道，1941年5月至1942年8月，由丁玲同誌倡議，延安文化協會創辦了一個“星期文藝學園”，以“開展文藝運動和幫助文學青年等學習與寫作”為宗旨，每星期日上課一次，學員達120餘人。延安“星期文藝學園”第二學期一開課，高長虹首先應邀作了《對文學的認識》的報告，可見1942年初高長虹確已到達延安。大約是1981年，我在太原采訪了老作家姚青苗。他回憶說，1941年秋，高長虹赴延安之前，曾在當時閻錫山的“二戰區司令部”駐地——陝西宜川縣秋林鎮停留了兩個多月。姚當時跟他同住在一個窯洞裏。高長虹隨身帶了一篇長文，題為《我們為什麼還沒有勝利？》，內容是譴責國民黨政權政治腐敗，牟取私利，置國家民族存亡於不顧。當時在“民族革命通訊社”工作的一些進步人士將此文油印了七八十份，在閻偽二戰區駐地宣講散發，揭露了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投降路線，高長虹因此為當地政府所不容。後來還是通過“民族革命通訊社”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取得聯係，找了個可靠的老鄉帶路，通過敵我交錯地帶，才進入了革命聖地延安。
高長虹到延安後，跟他的親戚、延安魯迅圖書館負責人高戈武接觸過幾次。在北京我采訪了高戈武。據他回憶，高長虹曾表示，他很早以前就站在馬列主義立場上了。他很關心兒子高曙的情況，希望高曙能夠參加八路軍。他還曾到魯迅圖書館去借閱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準備寫一本《法西斯蒂》，係統揭露希特勒的暴行。他還說曾研究政治經濟學。實際上，他當時精神已經不很正常了。
對於高戈武先生提供的情況，我仍然覺得不滿足。這時，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組的負責人牛漢先生提醒我，可以再去問問舒群。舒群青年時代曾在東北商船學校讀書，當時的校長就是我的外祖父王時澤。他參加革命後，曾在延安和東北擔任過文藝部門的領導。這樣，1981年4月22日上午，我便抱著一線希望，走訪了舒群老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