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秦國這個有著特殊成功條件的國家來說，商鞅，也是一個不可複製的人物。
商鞅原名公孫鞅，是衛國貴族的後人，在西奔秦國之前，他曾經在魏國相國公叔痤身邊做謀士，那時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為相國的公叔痤，許多重要的謀略，其實都來自作為他高參的商鞅。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商鞅真正接觸到了當時戰國最強大國家的核心行政機構。他的施政經驗和視野，都得益於這段時光。
打個金庸小說裏的比方說，商鞅就好比是少林寺燒火的火工頭陀，多年來耳濡目染，竟融會貫通了一身絕世武功。
從師承上說，商鞅承襲自李悝的法家學說，對李悝的《法經》非常推崇，並且精心研究，在漫長的思考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這樣一個有深厚理論積澱和豐富施政經驗的人物，真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選！
然而商鞅來秦國之前，有兩個偶然因素，讓他差點來不了秦國。一是長期欣賞商鞅才華的公叔痤，臨終前將商鞅推薦給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夠認可公叔痤的推薦，那麼恐怕就沒有強大的大秦帝國了，但魏惠王卻認為公叔痤老糊塗了，對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個意外，是老謀深算的公叔痤生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將來勢必成為魏國大敵，因此勸說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殺了他。商鞅知道後隻是冷笑，他既然不聽你的話用我，又怎麼會聽你的話來殺我。事實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沒拿商鞅當盤菜。不用也不殺，任他自謀生路去了。
這兩個偶然，也包含著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經過在公叔痤身邊數年的錘煉，商鞅已經鍛造出了深不可測的心機，對於他人心術的揣測，早已做到料事如神，這樣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才能承擔起那場驚天動地的變法。第二，魏惠王並不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聽了公叔痤的話重用商鞅，也不會長期地信任商鞅，這樣一個剛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給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這時期的商鞅，將希望寄托在秦國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在當時的六國裏，趙國和韓國還沒有大規模的變法，齊國是宗族當道，商鞅更不具備鄒忌那般諷諫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於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國，吳起的例子也擺著呢。所以，秦國，是胸懷大誌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誌存高遠的秦國僅有的選擇。
公元前361年，商鞅來到了秦國，見到了求賢若渴的秦孝公，經過三天的攀談，商鞅以其學說打動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頒布了變法令，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這場改變戰國曆史的變革，從此開始了。
循序漸進的改革
商鞅變法，從一開始就注定荊棘密布。在變法令頒布之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討論，結果引來了舊貴族們的集體反對，大臣甘龍等人極力阻撓商鞅變法，而商鞅也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當場與甘龍等人展開了辯論，一番唇槍舌劍將反對派駁得啞口無言。明火執仗的反對，就此變成了暗流，無數的明槍暗箭，在商鞅變法的路途上等著。
但商鞅不懼，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長年的沉浮，讓他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變法要成功，必須采取最簡單直接的辦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斬亂麻。所以商鞅采取的第一個政策，就是要變法，先變人。所謂變人，就是要樹立改革者的絕對威望，讓他獲得大多數人的足夠的信任。完成這個目標談何容易，你商鞅是誰？秦國有幾個人認識你？難道還要一個接一個苦口婆心地勸說，或者是上大街上做報告？
商鞅的辦法很簡單，不用做報告，不用勸說，立一塊木頭就行了。
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商鞅南門立木”事件。商鞅在樂陽城南門豎起一根3丈長的木頭，並掛出布告：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口，就給他10兩黃金。這事在當時，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恭喜你中獎了”的手機短信一樣，很難讓人相信。木頭不重，路又不遠，憑什麼獎10兩黃金？木頭立了一上午後，獎金已經翻了好幾倍，漲到了50兩黃金，這時候來了個傻小子，壯著膽吭哧吭哧地把木頭扛走了。結果商鞅二話不說，當然兌現獎勵。南門立木的典故就這樣不脛而走，所有秦國人都知道了一個事實：這個商鞅，說話是算數的。
商鞅的威望就這樣樹立起來了，然後他趁熱打鐵，出台了第一階段的變法內容。事實證明，商鞅不但口號很響，膽子很大，做事更是現實。他第一階段的變法內容，都是最初級的改革，包括廢除傳統奴隸製的世襲製度，設立軍功授爵製，獎勵士兵的作戰積極性；實行編戶製，建立封建製的基層農村製度，獎勵耕作；鼓勵小農經濟發展，規定家庭裏有兩個兒子以上的，兒子成年後必須分家另過，這樣就增加了自耕農的數量，國家的稅源也擴大了。
商鞅的這幾條政策，是吳起、李悝等人施行過的，大多沒有什麼新意，其中的一些，還是對秦獻公時期變法內容的補充，比如實行編戶製、獎勵耕種。但這樣做卻是很現實的，像秦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生產水平低的國家，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必須要立竿見影提升經濟水平，才能真正收攏人心。
另一個原因是商鞅堅持要變法先變人，變人的第一步，是要樹立個人的威權，第二步，就要把國家大多數的老百姓，牢牢地抓在政府的控製之下，這樣舊貴族對變法的反對，才能成為空談。變法就這樣推行開來，作用也立竿見影，秦國的經濟水平飛速提高。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被大量引進，秦國的農業、畜牧業也都迅速地發展起來，小農經濟群體的擴大，更造成了大量貴族的破產和財產的萎縮，世襲製度的取消，為國家節約了開支，有更多的錢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上來。之所以能立竿見影，另一個原因就是商鞅夠狠，他在建立編戶製的同時，規定了保甲連坐製度，即一人犯罪，多人受株連，用殘暴的國家機器，來打壓一切反對變法的力量。這是之前所有的改革家在變法過程中，都未曾使用的方式。一是他們不會得到這樣強有力的支持，二是他們本人也不夠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