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被歐洲人追捧的農家(2 / 2)

呂不韋的成就

農家的思想內容,在戰國時期,以許行為主,卻也化成不同的派別。而在整個戰國時代,農家思想開始係統整理出來,卻是拜呂不韋所賜。

呂不韋擔任秦國相國期間,開始組織人手編纂著名的《呂氏春秋》。在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書中,也少不了農家學派的身影。《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鮮明提出了重農的理論。在《上農》中,農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農民、優先發展農業的理論。《任地》一篇,則細致講述了農業耕作之中,怎樣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別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樣改良土壤的質量。《呂氏春秋》中的農家理論,是農家主體思想以及農業理念的濃縮。特別是《審時》之中,對於農業生產的農時,做了非常細致的劃分,對種子的品種質量,也做了非常細致的講解,在當時的中國,簡單的四篇文章,卻可以成為中國農業生產的寶典。

而另一本對農家思想記錄非常詳細的著作,就是齊國稷下學宮編纂的《管子》,其中《地員》一篇就是純粹的農家著作,而在《五輔》《牧民》《八章》等章節之中,也詳細闡述了農家思想的各類內容。《管子》對於農家思想的重要意義是,農家思想的主要內容,被放在了其中有關“以民為本”的章節中,因為在當時的中國,農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體,農家所宣傳的重農思想,其實也和以民為本的思想一脈相承。重農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對孿生兄弟。正是這樣的一種聯係,使得《管子》中的農家思想,具有了許多超越農業本身的進步意義。

《管子》中的農家思想,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體現出了古代中國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管子》中,曾有這樣的論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這一思想,鮮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時期宣傳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相比,農家思想顯然對民更加重視,民在農家思想家眼裏,成了政權存廢的關鍵,這個比儒家思想中的“民為貴”,顯得要更加大膽。

除提出了以民為本的思想,農家還體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一點應該和中國農業長期以來靠天吃飯的局麵分不開。在親身耕作中嚐盡了靠天吃飯辛酸的農家學者們,其身上的憂患意識是很強的。在《管子》中,農家學者鮮明提出了“修饑饉,賑災荒”的主張,認為一個國家農業要發展,就必須做好對自然災害的預警和提高抗風險能力。

戰國時期農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體現得很生動——重農抑商。農家學派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飯,軍隊保衛國家,也要靠軍糧供應,因此農業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重中之重。而商人們本身並不創造財富,隻是拿著別人的財富賤買貴賣,因此,商業活動其實是對國民經濟的一種破壞。所以,一個國家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要堅決貫徹“重農抑商”的政策。在農家學者的重農抑商政策中,他們並不主張取締商業活動,而是希望政府采取強有力的打壓手段,限製商業活動的發展,將商業活動的利潤大小範圍,都能壓縮到最小的規模,給予農業充足的發展空間。

如果對照後麵的曆史,我們不難發現,農家學者們的美好願望,在經過秦末動蕩之後,最終由漢王朝確立下來。此後重農抑商的政策,就成為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在春秋戰國時期並非作為主流學派出現的農家,他們“民以食為天”的主張,卻最終成為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根基。

中國熱時代的意外收獲

讓農家學派的英傑們想不到的是,他們一生為之奔走的學問,在兩千多年後,竟然會影響到另一個他們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歐洲。

在17世紀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被翻譯並傳播到了西方,其中包括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尤其是記錄了農家思想的《管子》,被當時的傳教士利瑪竇翻譯成拉丁文。中國農家學派在西方社會,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動,17世紀時期興起的法國重農學派,大力引進農家裏有關商業活動的論述,抨擊西方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之間的這場論戰,其結果幾乎決定了最終歐洲資本主義化的發展方向。產生於中國封建化早期的學說,對於啟蒙世紀的歐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聾發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