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業的生產、貿易，催生了大量專營布匹的布號，同時，假冒偽劣擾亂市場，影響布業聲譽的情況也時常出現，布號結團防偽隨之成為行業發展的必要。順治十六年四月，蘇鬆兩府一些布號聯合申報官府抵製布牙假冒行為的行動，是為近代上海商業社團出現的萌芽。
紡織業的發展分工促進了紡織工具業的發展和更新。嘉慶《朱涇誌》載：“鐵錠，朱涇最良，近數尤禦亭及駱姓家，遠近爭購。”上海七寶地區的居民多製紡車出售，七寶鎮的東街就有一條長三百餘步的紡車製造街，名曰紡車街，建有自發聯合的行會組織。
紡織業的商品經濟帶動了其他手工業的擴大發展。銅錫業和打鐵業的商品生產相繼形成相當規模。明代，上海製作古色爐瓶的黃芸軒以產品精雅行銷市場。同時期，專業的銅錫器坯料作坊在上海出現，如彭全泰爐坊在泥城橋設立。打鐵方麵，專門製作手工業生產工具、配件和生活用具的作坊和店鋪也發展起來，麵向市場成為商品經濟的獨立部門。清乾隆末年，許多錫作作坊在上海設立，形成了蘇、紹、寧、鄞等早期行業商幫。1800年，上海錫作業還成立了社團性質的行業組織“桂花會”。
以棉紡織業的興起而帶動的近代前上海商品經濟發展，與上海便利的水運交通條件相得益彰，奠定了上海商貿環境的市場氛圍，一旦上海機遇外部條件的促動，就會以更強的引力吸納國內外資本和人口來此經商創業，促使上海產生超越氏族家庭和手工作坊層次的新的社會組織，以適應和規範新的商業環境。
二、航運樞紐產生早期會館公所
鴉片戰爭以前，上海地區另一個經濟支柱是航運業。上海原是由海上貿易和航運業的發展而形成的一個市鎮，初設縣時，“地方人士半是海洋貿易之輩”。地處長江入海口的上海寶山，其命名就與近代前上海航運業的發展具有淵源關係。“由於航運的需要，在今川沙高橋鎮北臨海處構築了一座方圓百丈、高三十餘丈的土山，山上設有烽堠，晝則舉煙夜則明火，以利船舶進出長江。”這座人工土山自明朝以來見證了上海航運業的起落和繁榮，具有重要的上海航運史意義，“寶山”因此而得名。明初，黃浦江經治理，漸成良港，但在明清兩季的海禁政策下，上海的海外貿易遭到壓製和禁錮，航運貿易隻限於國內範圍，黃浦江的良港效益沒能得到充分發揮。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開放海禁後，上海以棉、布貿易為基礎的航運業隨之得到空前的發展。航運業的發展帶來了早期的商業移民，這是會館公所產生的基礎。
基於上海航運業的發展利益，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後，清政府在上海縣設江南海關，江海船舶聚泊黃浦江，進一步促進了上海航運業的繁榮。從此，“往來海舶，俱入黃浦編號，海外百貨俱集”。上海縣東門外的江麵上“舳艫相銜，帆檣比櫛，不減儀征、漢口”。上海不僅成為紡織品進出口量最大的吞吐港，也成為南、北洋海上貿易的樞紐站。
海禁開放後，上海港貫通南北、內外的優越條件得到發揮，逐步形成了五條主要航線：分別是北洋航線、南洋航線、長江航線、內河航線、國外航線。
北洋航線開辟最早，貨運量也最大，包括上海至牛莊、天津及芝罘三條線，貨運船隻主要是沙船。上海運出的主要是棉花、棉布、絲織品、茶葉及南洋轉口的食糖、胡椒、海參、燕窩等；運進以豆餅、大豆、油為大宗，還有肉類、油脂、木材、小麥、藥材和水果等。道光五年（1825年），清政府開始海運漕糧，更加繁榮了北洋航線的航運業務，也進一步激發了上海的商業活力。南洋航線，通浙江、福建、台灣和廣東。南洋運來的糖、染料、藥品、蘇木、鬆子、海參等在上海集散銷售，南洋需求的棉布、陶瓷、茶葉、生絲及部分北洋轉口的貨物從上海通過南洋航線運出。長江航線連接長江沿岸的各個城市和地區，可以直達四川、重慶以遠。長江航線把大米、雜糧、茶葉、陶瓷、木材、各地土特產運入上海，從上海運出棉布、南北洋轉口的糖、豆等物品銷往長江沿岸各地。內河航線是通過江浙的水係和大運河與江、浙內地和皖、魯、冀等省份連接的航運網絡，這條航線通行的是小型船舶，貨運量雖小，但數量極多，是上海向內陸輻射的重要渠道。國外航線主要是駛往日本、朝鮮、東南亞各國的商船。航行外國的都是大船，最小的也有150噸，大的有900~1000噸。從日本進口的貨物中主要是銅，每年達數百萬斤；從東南亞主要進口糖、海參、燕窩、魚翅、象牙和藤條等貨物。從上海出口以土布、陶瓷、茶葉和絲綢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