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項數據可以直觀的反應近代前上海航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設江海關。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江海關稅額定例為每年23000兩，曆年多有盈餘，嘉慶四年（1799年），定額增至42000兩，並規定多收多交，達到初設海關時關稅定例的兩倍。如果考慮到關署官吏的貪汙及走私漏稅等因素，同時期上海各條航線航運量的增長要大大超過一倍了。海關稅吏是當時公認的一個肥缺，王韜曾指出：江海關總庫“最為優缺，非糜萬金，不能得也，至為關吏者，家無不富”。在固步自封的封建社會，這樣的發展速度應該是較快的了，至少可以說明上海地區蘊涵著巨大的發展潛力。
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海船“亞美士德”號載著胡夏米一行非法考察東南沿海各港口，到達上海時，他發現“每星期駛進上海港的平底帆船400艘，平均每艘載重100噸至400噸之間。假若該項數據代表全年情況的話，它使上海成為當時世界主要通商口岸之一。”所以，“胡夏米對上海發展的前景懷著滿腔熱情。他的報告指出：上海的地理位置，早已使其成為一個規模宏偉的中外貿易城市。”那種認為上海開埠前隻是一個落後小縣城的說法看來是不正確的。
上海航運業的發展在當地造就了一批大的船商，有的大船商甚至擁有船舶四五十艘以上。上海巨商張元隆“多聚匪類，廣置洋船，立意要造船百隻，以百家姓為號”。當時建造一船，需銀七八千兩，故擁有數十艘船的船商，資本當在數萬至數十萬兩白銀之間。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航運業的發展催生了上海最早的社團組織——商船會館，以聯誼感情、溝通商情、規範競爭。商船航運業的興起開始不斷吸引外地客商常駐上海，這是上海早期的商業移民。外地移民陸續建立服務本籍移民的會館，如泉州會館、潮州會館和浙寧會館等。
商船要雇用大量水手。商船與水手是一種雇傭關係，商船通過稅牙向客商攬載貨物，賺取運費，一年往返可得千餘金，少則數百金，而一名水手的分紅可得二三十金。在商船和漕運的水手中也存在競業的關係，為了競爭的有利和得到某種保護，航運水手也組織或參加某些行幫組織。如，在運漕糧的沙船水手中，存在著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行幫組織——青幫。
隨著航運業的發展，上海逐漸形成了裝卸行業。當時船舶主要停泊在今十六鋪一帶的江麵上，江岸有十多處石砌的踏步式碼頭，大船不能靠泊，須用駁船卸貨，倉庫一般離碼頭較遠，因而出現了駁船工和腳夫。這些體力勞動者，一類是兼充官徭（由官方雇用的勞動力）的。他們分幫把持，劃地為界，不許外來流民染指。另一類是外來“流民”。他們為牙行鋪戶搬運客商零星貨物，按件計價，如台糖上力八文，下力十三文；廣糖上力四文，下力七文；煙箱每擔上力六文，下力七文。這樣，在船舶裝卸業中逐步出現了“腳頭”的角色，他們控製或操縱碼頭貨物的裝卸。“腳頭”相似於後來形成的幫會的頭目，管理裝卸散工的秩序，也榨取搬運工人的勞動價值。
與航運業發展相伴隨的是，物流頻繁、市場擴大，客商雲集、競爭增強、不可預測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增多，社會變得複雜多變起來。安全穩定、競爭有序的社會環境，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條件。封建社會的政府管理是很難跟得上商品經濟發展的腳步的。於是，各籍、各業商人相繼建立會館、公所等社團組織，以維護自身利益、維持市場秩序。
三、商品交易擴大與錢業公會
隨著棉紡織業和航運業的發展，以棉紡織生產、貿易為中心的市鎮居民點不斷增多。有學者研究統計，宋元以前上海地區的市鎮不過十數個，明正德年間增至37個，到鴉片戰爭前夕，新增的大小市鎮已達到150餘個，市鎮居民絕大多數是工商業人口，多者數千戶，少者幾百戶，農業人口明顯下降。地處“浦流江彙”的上海縣城一帶，更是人煙稠密，商業興隆。港岸邊出現了許多由閩、廣商人經營的專門發售洋貨的行號，這些行號集中的街道就叫洋行街（今陽朔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辦理錢幣兌換、存放業務的金融機構——錢莊業也興旺起來。為了協調錢幣兌換與存放利率等金融秩序，順利開展錢莊之間的業務交往等，成立了錢莊業同業公會——上海錢業公會。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該公會集銀一千兩，買下晴雪堂房屋（在今豫園內），作為會所。從這年到嘉慶二年（1797年），參加該公所的錢莊達149家。
鴉片戰爭前夕，以商業性農業、棉紡織業和航運業為基礎的上海地區的經濟已發展到較高的水平。盡管它還未突破封建主義的藩籬，但自然經濟的基礎已開始瓦解，商品經濟不斷趨於擴大，商業資本日益滲入生產領域，資本主義萌芽在棉紡織業和航運業中已經逐漸產生，並有了程度不同的發展。可以相信，“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而在這個過程中，上海走在了其他地區的前頭。商貿經濟的發展一方麵引起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分化，一方麵孕育著新的社會組織來維係、規範、推動社會各方利益的實現和發展。